莊德增
一九九五年，我正式從市卷煙廠脫離了關系，帶著一個會計和一個銷售員南下云南。離職之前，我是供銷科科長，學歷是初中文化，有過知青經歷，返城之后，接我父親的班，分配到卷煙廠供銷科。當時供銷科是個擺設，一共三個人，每天就是喝茶看報。我因為年輕，男性，又與廠長沾點表親，幾年之后，提拔為科長，手下還是那兩個人，都比我年歲大，他們不叫我科長，還叫我小莊。我與傅東心是通過介紹人認識，當時她二十七歲，也是返城知青，長得不錯，頭發很黑，腰也直，個子不高，但是氣質很好，清爽。她的父親曾是大學老師，解放之前在我市的大學教哲學，哲學我不懂，但是據說她父親的一派是唯心主義，反右時被打倒，藏書都被他的學生拿回家填了灶炕或者糊了窗戶。“文革”時身體也受了摧殘，一只耳朵被打聾，“文革”后恢復了地位，但已無法再繼續教書。他有三個子女，傅東心是老二，全都在工廠工作，沒有一個繼承家學，且都與工人階級結合。
我與傅東心第一次見面，她問我讀過什么書，我絞盡腦汁，想起下鄉之前，曾在同學手里看過《紅樓夢》的連環畫，她問我是否還記得主人公是誰。我回答記不得，只記得一個女的哭哭啼啼，一個男的娘們唧唧。她笑了，說倒是大概沒錯。問我有什么愛好，我說喜歡游泳，夏天在渾河里游，冬天去北陵公園，在人造湖冬泳。當時是一九八O年的秋天，雖然還沒上凍，但是氣溫已經很低，那天我穿了我媽給我織的高領毛衣，外面是從朋友那里借的黑色皮夾克。說這話的時候，我和她就在一個公園的人造湖上劃船，她坐在我對面，系了一條紅色圍巾，穿一雙黑色布帶鞋，手里拿著一本書，我記得好像是一個外國人寫的關于打獵的筆記。雖然從年齡上說，她已經是個老姑娘，而且是工人，每天下班和別人一樣，滿身的煙草味，但是就在那個時刻，在那個上午，她看上去和一個出來秋游的女學生一模一樣。她說那本書里有一篇小說，叫《縣里的醫生》，寫得很好，她在來的路上，在公交車上看，看完了。她說，你知道寫的是什么嗎？我說，不知道。她說，一個人溺水了，有人脫光了衣服來救她，她摟住那人的脖子，向岸邊劃，但是她已經喝了不少水，她知道自己要死了，但是她看見那人脖子后面的汗毛，濕濕的頭發，還有因為使勁兒而露出來的脖筋，她在臨死之前愛上了那個人，這樣的事情是會發生的，你相信嗎？我說我水性很好，你可以放心。她又一次笑了，說，你出現的時間很對，我知道你糙，但是你也不要嫌我細，你唯一看過的一本連環畫，是一本偉大的書，只要你不嫌棄我，不嫌棄我胡思亂想，我們就可以一起生活。我說，你別看我在你面前說話很笨，但是我平常不這樣。她說，知道，介紹人說你在青年點時候就是個頭目，呼嘯山林。我說，但凡這世上有人吃得上飯，我就吃得上，也讓你吃得上，但凡有人吃得香，我絕不讓你吃次的。她說，晚上我看書，寫東西，記日記，你不要打擾我。我說，睡覺在一起嗎？她沒說話，示意我使勁劃，別停下，一直劃到岸邊去。
婚后一年，莊樹出生，名字是她取的。莊樹三歲之前，都在廠里的托兒所，每天接送是我，因為傅東心要買菜做飯，我們兵分兩路。其實這樣也是不得已，她做的飯實在難以下咽，但是如果讓她接送孩子就會更危險。有一次小樹的右腳卡在車條里，她沒有發覺，納悶為什么車子走不動，還在用力蹬。在車間她的人際關系不怎么好，撲克她不打，毛衣她也不會織，中午休息的時候總是坐在煙葉堆里看書，和同事生了隔閡是很正常的事情。八十年代初雖然風氣比過去好了，但是對于她這樣的人，大家還是有看法，如果運動又來，第一個就會把她打倒。
有天中午我去他們車間找她吃飯，發現她的飯盒是涼的，原來這樣的情況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了，每天早上她把飯盒放進蒸屜，總有人給她拿出來。我找到車間主任反映情況，他說這種人民內部矛盾他也沒有辦法，他又不是派出所所長，然后他開始向我訴苦，所有和她一個班組的人，都要承擔更多的活，因為她干活太慢，繡花一樣，開會學習小平同志的講話，她在本子上畫小平同志的肖像，小平同志很大，像牌樓一樣，華國鋒同志和胡耀邦同志像玩具一樣小。如果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早就向廠里反映，把她調到別的車間了。他這么一說，倒讓我有了靈感，我轉身出去，到百貨商店買了兩瓶西鳳酒，回來擺在他桌上，說，你把她調到印刷車間吧。
傅東心從小就描書上的插圖，結婚那天，嫁妝里就有一個大本子，畫的都是書的插圖。雖然我不知道畫的是什么，但是很好看，有很高的大教堂，一個駝子在頂上敲鐘，還有外國女人穿著大裙子，裙子上面的褶子都清清楚楚，好像能發出摩擦的聲音。那天晚上吃過飯，我拿了個凳子去院子里乘涼，她在床上斜著，看書，小樹在我跟前坐著，拿著我的火柴盒玩，一會兒舉在耳邊搖搖，一會兒放在鼻子前面，聞味兒。我家有臺黑白電視機，但是很少開，吵她，過了一會兒傅東心也搬了個凳子，坐在我旁邊。明天我去印刷車間上班了，她說。我說，好，輕巧點。她說，我今天跟印刷的主任談了，我想給他們畫幾個煙盒，畫著玩，給他們看看，用不用在他們。我說，好，畫吧。她想了想說，謝謝你，德增。我不知道該說什么，就笑笑。這時，小斐她爸牽著小斐從我們面前走過。我們這趟平房有二十幾戶老李住在緊東頭，在小型拖拉機廠上班，鉗工，方臉，中等個，但是很結實，從小我就認識他。他們家哥三個，不像我是獨一個，老李最小，但是兩個哥哥都拍他，“文革”那時候搶郵票，他還扎傷過人，我們也動過手，但是后來大家都把這事兒忘了。結婚之后他沉穩多了，能吃苦，手也巧，是個先進。他愛人也在拖拉機廠，是噴漆工，老戴著口罩，鼻子周圍有一個方形，比別處者白，可惜生小斐的時候死了。老李看見我們仨，說，坐得很齊，上課呢？我說，帶小斐遛彎去了？他說，小斐想吃冰棍，去老高太太那買了一根。這時小斐和小樹已經搭上話，小斐想用吃了一半的冰棍換小樹的火柴盒，眼睛瞟著傅東心，傅東心說，小樹，把火柴盒給姐姐，冰棍咱不要。傅東心說完，小樹“啪”的一聲把火柴盒扔在地上，從小斐手里奪過冰棍。小斐把火柴盒撿起來，從里面抽出一根火柴，劃著了，盯著看，那時候天已經黑了，沒有月亮，火柴燒到一半，她用它去點火柴盒，老李伸手去搶，火柴盒已經在她手里著了，看上去不是因為燙，而是因為她就想那么干，她把手里的那團火球向天空扔去，“絲絲拉拉”地響，扔得很高。
蔣不凡
從部隊轉業之后，我跟過幾個案子，都和嚴打有關。抓了不少人，事兒都不大，跳跳舞，夜不歸宿，小偷小摸，我以為地方上也就是這些案子，沒什么大事兒。沒想到兩年之后，就有了“二王”，大王在嚴打的時候受過鎮壓，小王在部隊里待過，和我駐扎的地方離得不遠，屬于蒙東，當時我就聽說過他，槍法很準，能單手換彈夾，速射的成績破過紀錄。兩兄弟搶了不少地方，主要是儲蓄所和金店，一人一把手槍，子彈上千發，都是小五從部隊想辦法寄給大王的，現在很難想象，當時的一封家信里夾著五發子彈。他們也進民宅，那是后期，全市的警察追捕他們，街上貼著他們的通緝令，兩人身上綁著幾公斤的現金和金條，沒地兒吃飯，就進民宅吃，把主人綁上，自己在廚房做飯，吃完就走，不怎么傷人，有時還留點飯錢。再后來，兩人把錢和首飾扔進河里，向警察反擊。我們當時都換成便衣，穿自己平常的衣服，如果穿著警服，在街上走著就可能挨槍子兒。最后，那年冬天，終于把他們堵在市北頭兒的棋盤山上，我當時負責在山腳下警戒，穿著軍大衣，槍都滿膛，在袖子里攥著，別說是有人走過，就算是有只狍子跑過去，都想給它一槍。后來消息傳下來，兩人已經被擊斃了，我沒有看到尸體，據說兩人都瘦得像餓狗一樣，穿著單衣趴在雪里。準確地說，大王是被擊斃的，小王是自己打死自己的。那天晚上我在家喝了不少酒，想了許多，最后還是決定繼續當警察。
一九九五年剛入冬，一個星期之內，市里死了兩個出租車司機，尸體都在荒郊野外，和車一起被燒得不成樣子。一個月下來，一共死了五個。但是也許案子有六起，其中一個人膽小，和他一個公司的人死了，他就留了心，有天夜里他載了一個男的，覺察不對，半道跳車跑了，躲在樹叢里。據他的回憶，那人中等個，四十歲左右，方臉，大眼睛。但是他不敢確定這人是不是兇手，因為他在樹叢里看見那人下車走了，車上的錢沒動。這個案子鬧得不小，上面把數字壓了下去，報紙上寫的是死了倆，失蹤了一個。我跟領導立了軍令狀，二十天內破案。我把在道上混的幾個人物找來，在我家開會，說無論是誰，只要把人交出來，以后就是我親兄弟，在一口鍋里吃飯，一個碗里喝湯。沒人搭茬，他們確實不知道，應該不是道上人，是老百姓干的。我把這五個司機的歷史翻了一遍，沒有任何交集，有的過去給領導開小車，有的是部隊轉業的運輸兵，有的是下崗工人，把房子賣了，買了個車標，租房子住。燒掉的汽車我仔細勘察了幾回，兩輛車里都發現了沒燒干凈的尼龍繩，這人是把司機勒死，拿走錢，然后自己開車到荒郊，倒汽油燒掉。有了幾個線索，殺人的人手勁不小，會開車，缺錢，要弄快錢。因為和汽車相比，他搶的錢是小頭，但是他沒關系，車賣不出去或者他沒時間賣，一個月作案五起，不是缺錢的話不會冒這么大的險。回頭跟技術那頭的人又開了一個碰頭會，他們說，光油箱里那點油不能把車繞到這么個樣，這人自己帶了汽油或者柴油。
又多一條線索，能搞到汽油或柴油。
這時候已經過了十天。我到領導的辦公室，坐下說，領導，這個案子不好破。領導說，你是要錢還是要人？上面給的壓力很大，最近晚上街上的出租車少了一半，老百姓有急事打不著車。軍令狀的事兒放在一邊，案子破了，甭管是什么方法，提你半格。我說，領導，我覺得干警察就是給人擦屁股。領導說，你啥意思？我說，沒啥意思。你跟上面說一下，全市出租車得加防護罩，兇手使的是繩子，就算有點別的，估計也是冷兵器，加了防護罩，安全百分之九十，就算這個人逮到了，以后說不定還有別人，防護罩必須要有。領導說，這可是不少省錢，不一定能批下來。我說，最近滿大街下崗工人，記得我們前一陣子抓的那個人？晚上專門躲在樓道里，用錛子敲人后腦勺，有時候就搶五塊錢。你把這幾個案子的現場照片帶去，讓上面看看腦漿和燒焦的骨頭。他說，我想想辦法吧，說說現在這個案子的思路。我說，我手下有六個人，有一個女的不會開車不算，剩下五個，你找五輛車，不加防護罩，晚上我們開出去。
幾天之后，我給手下開了個會，我說，這事兒有風險，不想干的可以不干，干成了，能記功，也有獎金，干不好，可能把自己搭進去，跟那五個出租車司機一樣，讓人繞了。你們自己琢磨。趙小東說，頭兒，獎金多少？我知道他媳婦正懷著孕，這十幾天他基本沒著家，我最擔心他退。我說，獎金沒說死，五千吧。幾個人干幾個人分。他點點頭，沒再說話。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十點半，我們五個人，全都是男的，正式出車，每人帶了兩把槍，一把揣在腋下，一把藏在駕駛座的椅子底下。我提了幾個注意點，第一，一個或者一個以上成年男子，打車要去僻靜處；第二，孤身一人成年男子，上來就坐駕駛座正后方；第三，身上有汽油或者柴油味的人。如果是女人或者帶小孩兒的，就推說是新手，不認識路，不拉。最后一點，如果發生搏斗，不要想著留活口，因為對方是一定想著要你命的。
我們在路上跑了三天，沒有收獲。小東說拉過三個有嫌疑的男的，要去蘇家屯，他就小心起來，聽他們說話，是本市口音。其中一個半路要到路肩尿尿，小東就把槍掏出來插在棉鞋里，結果那人尿完回來，三個繼續說話，好像是兄弟三個，回去給父親奔喪，其中一個上車之前和女人喝了酒，尿就多。到了蘇家屯，靈棚已經搭好，小東下車抽了支煙，看他們兩個扶著一個走進靈棚去跪下，然后上車開了回來。
第八天，十二月二十四日夜里十點半，下點小雪。我把車停在南京街和北三路的交口，車窗開了一條縫，抽煙，抽完煙準備睡一會，那段時間覺睡得斷斷續續，不一定什么時候就困得不行。路邊是個舞廳，隱約能聽見一點音樂聲，著名的平安夜歌曲，鈴兒響叮當，坐在雪橇上。前面一輛車拉上一個穿著貂皮的中年女人走了我把車往前提了提，把煙頭扔出窗外，車窗搖上。這時從舞廳里南側的胡同里，走出兩個人。一個中年男人領著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兒，男的四方臉，中等個，兩只手放在皮夾克的兜里，皮夾克是黑的，有很多裂縫，軟得像一塊破布，女孩兒戴著白口罩，穿著一條藍色的校服褲子，上身是一件紅色羽絨服，明顯是大人的衣服，下擺在膝蓋上面。
她還背著一只粉色書包。書包的背帶已經發黑了。頭發上落著雪。
男的走過來敲了敲車窗，我把窗戶搖下來，他朝里看了看，說，走嗎？我擺擺手，不走，馬上收了。他指了指那個孩子，去艷粉街，姑娘肚子疼，那有個中醫。我說，看病得去大醫院。他說，大醫院貴，那個中醫很靈，過去犯過，在他那看好了，他那治女孩兒肚子疼有辦法。我想了想說，路不太熟，你指道。他說，好。然后把后面的車門拉開，坐在我后面，女孩兒把書包放在腿上，坐在副駕駛。
艷粉街在市的最東頭，是城鄉結合部，有一大片棚戶區，也可以叫貧民窟，再往東就是農田，實話說，那是我常去抓人的地方。
男人的手還放在兜里，兩只耳朵凍得通紅，女孩兒眼睛閉著，把頭靠在座椅上，用書包抵著肚子。開了一會，在轉彎處他都及時指路。又過了一會，我說，大哥有煙嗎？借一棵。他從兜里摸出一根遞給我，我用自己的打火機點上。我說，大哥做什么的？他說，原先是工人，現在做點小買賣。我說，現在工廠都不行了。他說，有個別的還行，601所就很好。我說，那是造飛機的。他說，嗯，有個別的還行。我說，現在做點什么買賣？他看了一眼后視鏡，說，一點小買賣，上點貨，賣一賣，賣過好幾樣。我說，你愛人呢？他說，你在前面向右拐，一直開。眼看著要從艷粉街穿過，向著郊區去了，女孩兒一直閉著眼，不動彈，男人眼睛看著窗外，好像是不想再說話了。我說，現在干什么都不容易。他說，嗯。我說，就像開出租車，白天警察多，開不起來，晚上倒是松快，還怕人搶。他說，沒什么事兒吧。我說，你是不看新聞，前一陣子夜半司機，死了五個。他又看了看后視鏡，肩膀動了動，說，抓著了嗎？我說，沒啊，那哥們不留活口，不好抓，我算看明白了，人要狠就狠到底，才能成點事兒，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他沒回答，拍了拍女孩兒肩膀，說，好點了嗎？女孩兒點點頭，手把書包緊緊攥著，說，前面那個路口右拐。我說，右拐？你不是要去艷粉嗎？她說，右拐，我要去艷粉后面。我打了個輪，把車慢慢停在路邊，說，大哥不好意思，憋不住了，只要不抬頭，遍地是茅樓，你和大侄女在車里等一下。他說，左拐，馬上到了。我說，你們爺倆商量一下，到底往哪拐。我要尿褲子了。他說，馬上到了。我轉過頭看他，手順勢伸進懷里，說，這一片黑，哪有診所啊。女孩兒突然把眼睛睜開了，一雙大眼睛，瞳仁幾乎占據了所有的地方，她說，爸，我剛才放了屁，好了。男人的下巴僵著，說，好了？她說，是，剛剛我偷偷放了一個屁，不響，然后就好了，我想下車。男人看了看我，說，爸也要上趟廁所，你先在車里等著。然后拉開車門出去，我把鑰匙拔下來，也下了車，把車門鎖好。這時的雪已經大了起來，風呼呼吹著，往脖子里鉆，遠處那一大片棚戶區都看不清了，像是在火車上看到的遠處的小山。他慢慢走到雜草叢，撒了泡尿，我把槍掏出來，站在他背后。他轉過身來，一邊系褲腰帶，一邊看著我說，哥們，你弄錯了。我說，甭跟我說這個，別系了，把褲子脫了。他把褲子褪到腳腕子，我從后腰拿出手銬，準備給他銬上。他說，別讓孩子看見，這叫什么樣子？我照著他內褲踢了一腳。他沒躲，說，那診所就在前面，是我朋友開的，你可以查一下。這時一輛運沙子的大車靠右側駛來，我突然意識到，我的車沒打雙閃，路面上都是雪。大車似乎猶豫了一下，不是撞上了，出租車的尾部馬上爛了，斜著朝我們這邊的草叢翻過來。就在我被一片手掌大的車燈玻璃擊中的瞬間，我朝那個男人站立的方向開了一槍。
李斐
到底從什么時候開始，我的記憶開始清晰可見，并且成為我后來生命的一部分呢？或者到底這些記憶多少是曾經真實發生過，而多少是我根據記憶的碎片拼湊起來，以自己的方式牢記的呢？已經成為謎案。父親常常驚異于我對兒時生活的記憶，有時我說出一個片段，他早已忘卻，經我提起，他才想起原來有這么回事，事情的細枝末節完全和事實一致，而以我當時的年齡，是不應當記得這么清楚的；有的他在閑談中提起不久前發生的事情，可能就在一周前，以至于他懷疑此事是否發生過，到底是誰的記憶出了問題，是誰正在老去。
母親去世的情形，我沒記憶。后來我看過母親的照片，沒什么特別，一個陌生女人而已，這讓我經常感到憤慨，是什么讓我和她成了陌生人？父親的解釋令人沮喪，沒什么特別原因，不但一個女人生孩子有生命危險，即使是一個健康人走在馬路上，也可能被醉酒的司機撞死。
父親一直沒再娶。在托兒所，阿姨幫我洗屁股并且有效地控制我上廁所的時點，如果我無所顧忌地拉屎或者和別的孩子廝打，還會打我?？?，一個嘴巴，再哭，一個嘴巴，我看你再哭。沒錯，這應該就是母親的職責，如果有媽媽，也是如此這般。這讓我有些欣慰，沒什么大不了，晚上別的孩子有媽媽來接，我就會去想，你要倒霉了，回家也是這套?？上?，這樣的錯覺沒有持續太久，在我六歲的時候，我認識了小樹一家。
小樹是我家的鄰居，在我們家那趟平房里面居中，我家在最東頭，每天父親從廠子下班，去托兒所接上我，都要推著自行車從小樹家門前走過。父親是鉗工，手藝很好，和他一起進廠的人，都叫小趙、小王、小高，而父親別人叫他李師傅。每天父親推著我走在廠子里，都有人和父親打招呼，李師傅走了？李師傅回家做飯啊？李師傅過冬的煤坯打了嗎？要不要幫忙？還有人過來逗我，和我說話，父親都笑著回應，但是車子很少停下。有人給織過圍脖，織過毛衣，紅的、藏青的、深藍的，父親收下，都放柜子里，扔上一袋樟腦丸。據說父親過去是個相當硬朗的人，但是結婚之后對母親好得不行，很少和人起爭執，寧可自己吃虧也不愿意鬧不愉快。母親死后，他一度瘦了兩圈，后來又胖回來了，還自己學會了做飯，在車間他升了班長，帶著兩個徒弟，都是男的，他不用徒弟給他沏茶，也不用他們幫著洗工作服，但是他把自己會的東西都教給他們，他能自己一個人用三把扳子，裝一整個發動機，時間是二分四十五秒。如果有人看見父親繃著臉，中午吃完飯沒有看別人打撲克，而是去托兒所看我午睡，那一定是他的徒弟，沒把作業做好。
我六歲的時候，第一次和小樹說上話。過去我們見過，我比小樹大一歲，已經從托兒所畢業，進入學前班，轉過年來就要上小學，而小樹，還在托兒所的大班里，因為調皮搗蛋，很有名號，左鄰右舍都知道。據說有次小朋友們在一起玩皮球，大家都用手抱著，你扔給我，我扔給你，小樹接過球，飛起一腳，把棚頂的日光燈踢碎了。好幾個孩子的頭發里都落上了熒光粉。阿姨沒有打他，而是到了供銷科，把小樹他爸找來了。小樹他爸看了看，出去買了兩支新的日光燈，一大包大白兔奶糖。然后站在椅子上，裝上燈管。阿姨們幫他扶著椅子，然后拉他坐下，磕了會瓜子，有說有笑，把他送走了。
小樹他爸是有名的活躍分子，不知道哪來的那么些門路，反正他總是穿得很好，能辦別人辦不成的事兒。
我之所以能和小樹說上話，是因為那個夏天的傍晚，我想用手里的冰棍去換小樹手里的火柴。
那個夏天的傍晚，在日后的許多個夜晚都曾被我拿出來回想，開始的時候，是想要回想，后來則變成了某種練習，防止那個夜晚被自己篡改，或者像許多其他的夜晚一樣，消失在黑暗里。
我喜歡火柴，老偷父親的火柴玩，見著什么點什么。其實平時我是個挺老實的孩子，話也沒有多少，阿姨不讓上廁所，我能一直憋著，有一次憋得牙齒打戰，昏了過去。但是就是喜歡火，一看見火柴就走不動，有一次把母親過去寫給父親的信點了，那是父親有數的幾次，給了我兩下。家里就再也看不見火柴了。那次我把小樹的火柴搶到手中，馬上就把火柴盒變成了火球，實在憋得太久了，手指燒掉了皮都沒在意，火球從空中落下，熄滅了。我突然哭了起來，不是害怕，而是我突然意識到，這樣玩太奢侈了。
父親有點掛不住，又舍不得打我，說，這孩子，小傅，你看這孩子。傅東心說，你喜歡火柴啊？我低頭弄手上的皮不說話。傅東心說，為啥？我不說話。父親用手指點了一下我肩膀，小傅阿姨和你說話呢。我說，好看。傅東心說，啥好看？我說，火，火好看。傅東心說，你過來。我走過去，傅東心拉住我的手看了看，抬頭跟父親說，這孩子將來興許能干點啥。父親說，干點啥？傅東心說，不知道，有好奇心，小樹太小，坐不住，教他啥他回頭就忘。父親說，四歲的孩子，讓他玩吧。傅東心說，你要是信得過我，晚上吃完飯，讓她到我這兒來，周末白天來，我這兒書多，我小時候就愛玩火。父親說，那哪行？給你和德增添多少麻煩。莊德增說，麻煩啥？現在就讓生一個，讓倆孩子搭個伴，你也松快松快。東心那一肚子東西，你讓她跟我說？父親說，還不謝謝叔叔阿姨？我說，謝謝叔叔阿姨。這時小樹正蹲在地上，研究那根冰棍，冰棍上面已經有了很多螞蟻，絕大部分都被粘住，下不來了。
第二天是工作日，我一直盼著晚上趕緊來到，可是到了晚上，父親并沒有提這茬，還是像過去一樣，生爐子做飯，然后在炕上擺上小炕桌，兩個人對著吃，沒說什么話。睡覺的時候，我在被窩里哭了一場，用手悄悄地摳墻皮放在嘴里，摳著吃著哭著，睡著了。轉過天來，是禮拜日，早上醒來的時候，父親沒在家，門反鎖著，一般禮拜日父親要出去辦事，都把我這樣鎖在家里。我窗簾都沒拉，洗臉刷牙，然后在灶臺找點東西吃了。父親回來的時候，一身的汗，帶回來一堆東西，半扇排骨，兩袋子國光蘋果，一盒秋林公司點心。他給我換了身干凈的衣服，拉開窗簾，外面一片耀眼的陽光，自己換上洗得發白的工作服，穿上新發的綠膠鞋。然后拿著東西，拉著我的手，來到小樹家。
小樹他爸正給皮鞋打油，小樹在旁邊玩肥皂泡泡，傅東心坐在炕上，在一張白紙上面畫東西。小樹他爸抬頭說，來了？父親說，忙呢？然后他走進屋里，把東西放在高低柜上，跟我說，叫傅老師。
傅東心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小樹打架了，帶不少人，將鄰校的一個初一學生鼻梁骨打折，中度腦震蕩。是昨天晚上的事，我今天早上知道的，知道的時候我正在給李斐上課，講《舊約》的《出埃及記》：耶和華指示摩西：哀號何用？告訴子民，只管前進！然后舉起你的手杖，向海上指，波濤就會分開，為子民空出一條干路。小樹的班主任走進院子，跟我講了一下小樹的情況，小樹當時沒在家，抱著球出去了。我跟李斐說，小斐看家，先讀讀，無需信，欣賞行文中的元氣，小樹回來，讓他別出去，在家等我。然后我拿出存折，去銀行取了一千五百塊錢，兩百塊錢給老師，老師沒收，說逢年過節，莊樹他爸沒少照顧，男孩子打個架正常，只是這種群毆，以后得避免，半大小子出手沒有輕重，容易惹出大禍。小學生連初中生都敢打，以后咋辦？然后我跟著老師去了挨打的孩子家，他剛出院，我遞上水果，把錢塞到家長手里，坐下聊了會兒天。夫妻倆在五愛市場賣紗巾，條件不差，人也能說通，最后他們送我走，在門口說，看你文質彬彬，你兒子怎么那么渾？我沒說什么，坐公交車回家了。
到家的時候，小樹正拉著李斐陪他玩球，他在院子里用兩塊石頭擺了個門，讓李斐幫他守門，然后他一腳把球踢在李斐臉上，一個大球印子，李斐晃晃腦袋，跑去把球撿過來，又扔給小樹。我把小樹叫住，讓他跟我進屋，小樹把球踢給李斐說，你玩吧，好好練練，別跟大腦炎似的。李斐抱起球，跟在小樹后面，也進了屋。我坐在板凳上，讓他站著，說，我給你爸打了個電話，他明天回來。他說，媽，你別唬我，我爸剛走沒幾天。我說，你給我站好，你剛才說小斐什么？他說，沒說什么，笨還不讓人說啊。我說，你給她道歉。李斐還抱著球，說，傅老師，他不是故意的，我確實笨。小樹說，你看。我說，你給她道歉。他說，不介，你教過我，做人要真，我給她道歉，就是不真。我說，我讓你真誠地道歉。他說，那不可能。李斐說，小樹，還玩球嗎？小樹沒看她，說，不玩，以后再也不和你玩了。我說，小斐，你從小就跟著他屁股玩，你還比他大，你沒玩夠?。坷铎硾]有反應。我說，莊樹，明天你爸回來，讓他跟你說，我打不動你。一個鐘頭之前，我用公共電話給德增打了個電話，跟他說小樹又惹禍了，這回還跟一伙人，一大幫打一個。德增急了，說，明天就從云南回來。我說，你該辦你的事兒辦你的事兒。德增說，云南那邊的關系現在已經夯實了，給他們看的煙標，他們很滿意。我說，他們覺得還行？他說，他們說從來沒見過畫得這么好的。我說，那你就趁熱打鐵吧。孩子我再跟他談談。他說，小樹我還不知道？談沒用。我正好也得回去，云南這邊的廠子我們拿技術入股，咱們家那邊的，反正現在企業也都承包，我回去跟他們談談承包印刷車間的事兒。咱們得有自己的廠子。
小樹看我不像騙他，有點慌了，說，媽，是那小子先打的我，好幾個打一個，我再去打的他。我說，你知道打人有罪嗎？說這話的時候，我感覺到自己的手抖了起來。他說，啥？我說，無論因為什么，打人都有罪，你知道嗎？他說，別人打我，我也不能打回去嗎？那以后不是誰都能打我？我看著他，看著他和德增一樣的圓臉，還有堅硬的短發。在我們三個人里，他們那么相像。
我按住自己的手，讓它不抖，說，不說這個了，就說小斐的事，你怎么就不知道尊重人？他沖著李斐說，小斐姐，我錯了。我說，你什么意思？當你媽是傻子？他說，媽，我不是認錯了嗎？我說，你那叫認錯嗎？你小斐姐內向，你得保護她，你還欺負她，你是什么東西？這要是“文革”，你不得把你媽也綁了？他說，啥是“文革”？我說，不用知道，你給我好好道歉。他這才正對著李斐說，小斐姐，我錯了，不是故意的，以后你踢球，我給你守門，讓你踢我，長大了，誰敢欺負你，我就弄死他。我說，意思對了，事情說歪了。李斐說，我記住了。我說，你去院子玩，我給你小斐姐上課。他說，媽，你能替我兜著點嗎？要不我也坐這兒聽聽？我說，你出去玩吧。
然后我領著李斐，坐在炕上把《出埃及記》讀了一遍，講了幾個她能夠理解的典故，然后我問她，小斐，跟我學了幾年了？她說，六七年了。我說，覺得有意思嗎？她說，有意思，每天都盼著晚上。我說，從第一次見你，就知道你是好苗子，我沒看錯，你現在的程度，一般初中生不如你。她說，我不知道。我說，無論什么時候，你就按照你想的方式讀、寫，多讀書，多寫東西。她說，嗯。我說，你馬上要考初中了，一定要考上。她說，就算考上也要交九千塊錢。我爸也說讓我考，但是我不考了。我說，沒關系，你讓你爸跟我說，我幫你出，你爸現在下崗，沒工作，是稍微緊一點，將來會好的，能還我們，記住，只要有知識，有手藝，什么都不怕。你現在碰上好時代，我那時候想念書沒有地方念。她說，不能管你要。我說，我估計教不了你幾堂課了。她抬起頭說，為啥？我說，我們這趟房要動遷了，咱們都得搬走，再找房子住，就不是鄰居了，知道今天為什么教你這個《出埃及記》嗎？她說，那我以后就見不著小樹了嗎？我說，教你這一篇，是讓你知道，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誠的，高山大海都會給你讓路，那些驅趕你的人，那些容不下你的人，都會受到懲罰。以后你大了，老了，也要記住這個。李斐沒有說話，朝窗戶外面看著，我不知道她聽明白沒有。
李斐
記憶里禮拜天，總是天氣晴朗。父親會打開所有窗子，放一盆清水在炕沿，擦拭每一片玻璃。然后把臟水潑在院子里，開始漿洗床單被罩。他用雙手一截一截把床單被罩擰干，展開，掛在院里的晾衣繩上，院子里都是肥皂的香味。然后他坐下抽一支煙，開始清洗屋里的鍋臺、地面，他粗壯的胳膊像雙槳一樣，劃過家里的每一個角落。最后一項，是給掛鐘上弦。他打開紅色的蓋，拿起锃亮的鑰匙，“嘎嘎”地擰著。他翹著腳，伸著脖子，好像透過鐘盤，眺望著什么。
工廠的崩潰好像在一瞬之間，其實早有預兆。有段時間電視上老播，國家現在的負擔很大，國家現在需要老百姓援手，多分擔一點。父親依然按時上班，但是有時候回來，換新的工作服，他沒出汗，一天沒活。
父親接到下崗通知那天，我在家里生爐子。對于生爐子，我是非常喜歡的，看著火苗一點點從爐坑里滲出來，鉆進爐膛，好像是一顆心臟在手中誕生。父親進門的時候，我沒有看他。爐子里的煙飛出來，嗆進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抹眼淚，這時我發現父親已經蹲在旁邊，幫我往里面續柴火。他的下巴歪了，一只眼睛青了一圈，嘴也腫了。我說，爸，怎么了？他說，沒事兒，騎車摔了一跤。今天我們吃餃子。他把臉伸到水龍頭底下，洗凈嘴角的血。然后燒了一大鍋水，站在菜板旁邊包餃子，他的手雖然粗，但是包餃子很快，“咚咚咚”剁好餡，把餡揉進皮里，捏成餃子，放在蓋簾上，一會兒就是一蓋簾。
晚上吃飯的時候，他喝了一口杯白酒。父親極少喝酒，那瓶老龍口從柜子里拿出來的時候，上面已經落了一層灰?？旌韧甑臅r候他說，我下崗了。我說，啊。他說，沒事兒，會有辦法的，我想辦法，你把你的書念好。我說，嗯，你今天沒摔跤。他說，沒有。我說，那是怎么了？他說，我在想，我能干什么。我說，嗯。他說，我想，我也許可以賣茶葉蛋。廣場旁邊，賣茶葉蛋的，我過去見過，一會兒就能賣出一個。我說，為什么是你下崗了呢？他說，沒什么，幾乎所有人都下崗了，廠子不行了。我說，嗯。他說，我下班之后，就去廣場看他們賣茶葉蛋。要走的時候，來了一伙人，穿著制服，把他們的爐子踹了。一個女的，抱著鍋不撒手，其中有個小子，抓住她的頭發，把她往車上帶。我就過去，把那小子抱住了。我說，爸。他說，他們人多，如果是我年輕的時候，也沒什么事，現在老了。他攤開自己的右手看了看，說，打不倒人了。我說，爸，你有我呢。他說，本來我是回家取刀的，看見你在生爐子，嗯，你蹲在那生爐子，我怕死啊。我說，爸，初中我不考了，按片兒分吧。他站起來說，我說過了，你把你的書念好，別讓我再說一遍。然后喝光酒，收拾碗筷，晚上再沒說話。
莊德增
有一年夏天，具體哪年有點記不清了，那幾年一晃就過去了，好像都是一年一樣。應該是在千禧年前后吧，我在北京談事兒，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里頭說，莊廠長，他們要把主席拆了，你想想辦法，是廠子里一個退休的老工人，當時我接了廠子，把這些人一起都接了。我說，哪個主席？他說，紅旗廣場的主席，六米高那個，后天就要給毀了。我知道那個主席，小時候住得就離他很近。老是伸出一只手，腮幫子都是肉，笑容可掬，好像在夠什么東西。夏秋的時候，我們在他那放風箏，冬天就圍著他抽冰噶。我說，毀他干嗎？他說，要換上一只鳥。我說，一只鳥？他說，是，叫太陽鳥，是個黃色的雕塑，說是外國人設計的，比主席還高兩米。我說，我不是市委書記，找我沒用，在家好好歇著吧，不差你退休金就完了。說完我把電話掛了。
第二天我飛回家，晚上又出去接待了一撥人，弄到很晚，在洗浴中心睡了，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中午，和我一起來的人都走了。到了前臺，小姐端出一堆手牌，我挨個結了賬，打電話把司機喊來，給我送回家。開到半路，我下車吐了一次，隔夜的酒從胃里涌出來，好像巖漿一樣把食道熨了一遍。有一群老人，穿著工作服，形成一個方陣，在路中間走著，不算整齊，但是靜默無言。司機說，咋回事兒？跑這兒練健身操來了？我也納悶，擺了擺手，上車歪在后座，到門口，我突然想起來，是主席，他們是奔著主席去的。我讓司機先走，自己在馬路牙子上坐了一會兒。看著自己的褲腿，干干凈凈，皮鞋，干干凈凈，就在幾年前，我穿著西褲和皮鞋，走在云貴高原的土地上，皮鞋幾天就長嘴了，西褲的褲腿永遠蒙著黃土。我抬起手看了看表，這個鐘點，莊樹在學校上課，傅東心應該在睡午覺。自從她辭職之后，她的午覺就變得十分漫長，好像一天的主要工作是睡覺。我站了起來，攔了一輛出租車，說，去紅旗廣場。
出租車司機坐在防護罩里，戴著一項灰色的帽子，穿著司機制服。奇怪的是他還戴著一個口罩，那可是八月份的正午，烈日高照。我朝他面前的后視鏡看了一眼，他的一雙眼睛正在其中，也在看我。一個眼角突兀在向下彎折。我便把眼睛挪走了。
“紅旗廣場？”他的一只手放在“空車”二字上，我說，是。他手指一勾，牌子一倒，“空車”熄滅。行了兩站地，已經看見主席無依無靠的大手，路卻突然擁堵起來，原來剛才看見的老人，只是其中一支，眼前是另一隊方陣從路中間緩緩通過。不同的是他們穿著另一種顏色和款式的工作服。司機把半個膀子搭在車窗外面，看著眼前的老人，沒按喇叭，也沒干點別的，就是平淡地看著。我說，也是閑的。他說，誰？我向前指了指。他說，那你去干嗎？我一愣，說，我去附近辦事，和主席像沒關系。他點點頭，說，也是，你沒穿工作服。我又一愣，說，咱們認識嗎？他說，不認識。你什么意思？我說，沒什么意思，就是覺得舌頭有點怪，好像咱倆見過。他說，你是個板正人，我是個賣手腕子的，你可別抬舉我。我一時語塞，可能是昨晚喝多了，腦子不太對勁兒。
終于蹭到了廣場周圍的環島，他說，你到哪？我一邊朝廣場上看一邊說，你繞著環島走走。他說，你沒瞧見都堵死了？我說，你就走你的，耽誤你的時間我給你折成錢。他說，好，錢是你親爹。我一下火了，說，你這人怎么說話呢？他說，我是開出租的，不是你的奴才，你下去。我望向后視鏡，他沒看我，而是小心地避過前車擺動的車尾。一般這種人不是話癆，就是犟驢脾氣。一旦我下了車，再想打車回去，基本上沒有可能，所有路口都叉死了，還不斷地有老人從車縫里向廣場走去，好像水流一樣。我說，天熱，咱都別急，你幫我繞一圈，咱就原路返回。他沒說話，開始向環島內側打輪，透過車窗，我看見紅旗廣場上，圍著主席像，密密麻麻坐滿了人。施工隊的吊車和鏟車在一角停著，幾個民警拎著大喇叭，卻沒有喊話，正在喝水。老人們坐在日頭底下，有些人的白發放著寒光，一個老頭，看上去有七十歲了，拿著一根小木棍，站在主席的衣擺下面，指揮老人們唱歌。在他的右手邊，另一個老頭坐在馬扎上，拉著手風琴，嘴里叼了一棵煙，時不時翹起嘴巴的一角換氣。“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陽，多么溫暖，多么慈祥，把翻身農奴的心兒照亮。我們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
主席的脖子上掛著繩子，四角垂在地上，隨風擺動。幾個工人坐在后面的陰影里，說著閑話。似乎眼前的這一幕和他們沒什么關系，等他們鬧完，動動手指主席就倒了。我想起小時候，我和幾個小子就站在他們的位置，看著主席的后腦勺。一個人說，你說主席的腦袋真這么大？另一個人說，胡扯，這么大的腦袋不是怪物？他哥馬上給了他一嘴巴，你他媽的見過主席？嘴是棉褲腰？我當時尋思，如果主席的腦袋真這么大，那他戴的軍帽能成多少頂我們戴的軍帽，他穿的軍褲能成多少條我們穿的軍褲？我又想，不對，主席的腦袋應該是正常大小，也許是大，但是大不了這么多。他接見紅衛兵的時候，和紅衛兵小將的腦袋差不多大，如果他的腦袋果真這么大，那千千萬萬的紅衛兵的腦袋豈不是也這么大？這怎么可能，因為我們學校有人去過，腦袋就和我一樣大。
車流緩緩地向前挪動，車里的司機和乘客，無論是私家車、運貨車，還是出租車，都有足夠的時間向廣場上張望。大家歪頭看著這群老人。我已經很久沒回來過，搬走之后，幾乎沒回來過。那個建筑好像我故鄉的一棵大樹，如果我有故鄉的話。上面曾經有鳥筑巢，每天傍晚飛回，還曾經在我的頭上落過鳥糞。有好多個傍晚，我年紀輕輕，無所事事，在這兒看太陽落山。那些時光在過去的幾年里，完全被我遺忘，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好像一瞬間，我就成了現在的樣子。
“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個？”我說，“什么？”已經幾乎繞了一圈了，我感覺到了后半圈，他的速度比其他車子都慢。“沒什么，你現在去哪？”我看了一眼廣場上，好像圖畫一樣靜止了。“回剛才來的地方。”我說。他換了一個擋位，把速度開了起來。“你說，為什么他們會去那靜坐？”過了一會他問我。我說：“念舊吧。”他說：“不是，他們是不如意。”我說：“嗯，也許吧。他們是借著這事兒，來泄私憤。”他說：“他們讓我想起來海豚。”我說：“什么？”他說：“新聞上報過，海水污染了，海豚就游上海岸自殺，直挺挺的，一死一片。”我沒有說話。他說：“懦弱的人都這樣，其實海豚也有牙，七十多歲，一把刀也拿得住。人哪，總得死那天，才知道這輩子夠不夠本，你說呢？”我說：“也不是，也許忍著，就有希望。”他說：“嗯，也對。就是希望不夠分，都讓你們這種人占了。”我越發覺得他認識我。我很想讓他把口罩摘下來，讓我看看，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坐在出租車的后座，拼命回憶，他的音調，他的體態，但是總有些東西不那么統一，從中作梗，像又不像。
到了目的地，他抬起“空車”二字，說，二十九。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個？我一邊拿錢包，一邊說，什么？他說，主席像的底座，那些保衛主席的戰士有多少個？我說，我記得我數過，但是現在忘了。他接過我的錢，沒有說話，等我拉開門下車，他從車窗伸出頭說，二十六個，二十個男的，六個女的，戴袖箍的五個，戴軍帽的九個，戴鋼盔的七個，拎沖鋒槍的三個，背著大刀的兩個。說完，他踩下油門，開走了。
莊樹
我雖然完全違背了我爸的意愿，但是他多少還是幫了一點我的忙。他斷了我的退路。在我媽去英國旅行的時候，我和他達成了協議，最初五年，除非我辭職，否則我不能管他要錢。這其實是一個單方面的協議，只對他有意義，因為我本來也是這么想的，我給自己的期限更久，比這久得多得多。我得承認，我和我爸媽的關系比較奇特，我媽從小和我不親近，她和另一個孩子待的時間特長，是一個我小時候的鄰居。因為我沒興趣讀書，她就把時間花在那個孩子身上，教她讀書，把她壓箱底的東西都教給她，結果到了那女孩兒十二歲的時候，我們搬了家，從此失去音信，我曾經偷看過她的日記（她藏得并不隱私，當然她自己不這么覺得），這么多年，她花了不少精力，去打聽那個女孩兒的下落，可是沒有一線索，就好像從來沒有這個人一樣，那些兩人一起在炕上，在小方桌旁讀書的歲月，好像被什么人用手一揚，消散在空氣里。后來她愛上了旅游和收藏，我們家有好多畫，瓷器和旅行的紀念品，我爸給她弄了一間大屋子，專門放這些東西。昂貴的，獨一無二的藝術品，和廉價的，可以無限復制的旅游區玩偶放在一起，看上去也不怎么別扭。我爸從印制煙盒起家，在某一段時期，因為他的運作疏通而造成的壟斷，他的印刷機器和印鈔機差不了多少，后來他又進入了房地產、餐飲、汽車美容、母嬰產品。在我大學第三年，有一次陪女孩兒去看電影，正在親吻時，余光看見電影片頭的出品人里，有他的名字。他這一輩子干干凈凈，對我媽言聽計從，自從做了煙盒，就把煙戒了。對于生意上的朋友和對手，他很少在家里提及，我感覺，在他心里，這些人是一樣的，他們相互需要，也讓彼此疲憊。在我印象里，即使他喝得爛醉，只要想回家，總能獨自一人找回來，前提是我媽也要在家，幫他校準方位。我媽通常不會說他，給他煮碗面，有時候他進門一頭栽倒，她就把他拖到床上，然后關上門，我爸說我不聽話，也常說我和他們倆一點都不像。其實，我是這個家庭里最典型的另一個，執拗、認真、苦行，不易忘卻。越是長大越是如此，只是他們不了解我而已。
高中一次斗毆，作為頭目，我在看守所待了一宿，其他人都走了。其實我也受了點輕傷，眉骨開了個小口，值班民警給我拿了一板創可貼，坐在柵欄外面和我說話。你知道混混以后有什么出路嗎？他說。我記得他很年輕，胡子好像還沒有我的密。我沒有說話，自己把創可貼貼上，在眉毛上打了個叉。他說，要么變成慣犯，要么成為比普通人還普通的人。我沒有說話，他說，你以為你多牛逼呢？你將來能干什么？我沒有說話。他蹺著二郎腿，不斷打響手里的打火機。他說，你知道每天全國要死多少警察嗎？我沒有說話。他說，我看了你的檔案，你隔三差五就得進來一回，老是為別人出頭，你說你將來能干啥？你那幫朋友，從這里出去的時候，哪個回頭看你一眼，哪個不是溜溜地趕緊走了？我說，有種你進來和我單挑。他說，單挑？我一槍就打死你。我開槍不犯法，你會開槍嗎？你知道槍怎么拿嗎？傻瓜。我把手從柵欄里伸出去，抓他的衣服，他沒動，衣服被我緊緊攥著，他說，你好好摸摸，這叫警服，昨天有個毒販，把自己的父母都砍死，搶了六百塊錢，他爸臨死前還告訴他錢藏在哪，讓他快點跑，你這個傻眼，你敢嗎，你敢動這種人嗎？告訴你，今天收拾完你，我明天就把他抓回來，你們這幫傻眼。說完我，他把我的手腕一擰，我咬緊牙沒有出聲，松開了他的警服。他沒有回頭看我，我聽見他開門出去的聲音，然后走遠了。
我一直記得他的樣子和他的警號，他是一個輔警。沒有編制的輔警。后來我知道，他也沒有用槍的權利。大約兩年之后，我的一個朋友，因為傷人進去，我在我爸那拿了點錢，去看守所幫他，那年我十九歲，正在念高四，復讀，好幾個警察都認識我。一個警察看見我說，有日子沒來了，跟你爸做生意了？我說沒有，然后說了一個警號，還有他的樣子，問他在嗎，我想讓他看看我，不知道為什么，我一直記著他，好幾次有人找我去打架，我都想起他。一個人說，你找他干嗎？我說，沒事兒。問問。那人說，他讓人報復了。我盯著他看，等著他往下說，他說，死在自己家樓下，讓人從背后捅死了。媳婦飯都做好了。說完，他接收我的錢，進了別的屋，我想問人抓住了嗎？可是嘴唇動了動，發現喉嚨發不出聲音，有什么東西堵在那里。我把事情辦完，我的朋友看見我，笑著向我走過來，我轉身走了。
從考上警校，到從警校畢業，我媽沒跟我說什么話，但在我報考之前，有一天我媽突然問我，真想當警察？我說，是。她說，別逞能。我說，沒有。她說，為什么想當警察？我記得那是一個早晨，就我們兩個人坐在餐桌旁邊喝牛奶，她喝了一口，用手指輕輕擦掉嘴邊的白色味子，抬起頭問我。我說，人遲早要死的吧？她說，嗯，要死。我說，想干點對別人有意義，對自己也有意義的事兒，這樣的事兒不多。她說，挺好。然后不再說話，低頭繼續喝自己的牛奶。后來我爸告訴我，她跟我爸說，如果我考不上，讓我找找關系，讓我念上。我不知道她是基于何種心理。也許在她眼中，我做什么都無所謂，都不是她想要的那種人。警校四年，她從來沒去學?？催^我，即使是畢業時，我成了畢業生，這可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但她不是沒出現，倒是我爸開車到了學校，參加了我的畢業典禮，還請我吃了頓飯，西餐。他說我媽去了南非，他都聯系不上，但是她送給我一個禮物。是一幅畫。上面一個小男孩站在兩塊石頭中間守門，一個小女孩正掄起腳，把球踢過來。畫很簡單，鉛筆的，畫在一張普通的A4紙上，沒有落款，也沒有日期。
那頓飯，我爸想要說服我，去市局坐辦公室，做文職工作。我拒絕了，結果他結了賬，把我扔在飯桌旁走了。
和他達成協議之后，趁他倆不在，我回了趟家，收拾了自己的一些東西，搬到局里安排的宿命。我的申請獲得了批準，成了一名實習刑警。開始的半年里，我參加了幾次相對輕松的行動，那陣子搞逃犯清理，我和幾個老警察一起，走了七八個省市，在村莊，在工地，在礦井，把逃了幾年或者十幾年的殺人犯帶回來。沒有一點危險。我記得其中一個人剛從礦上下來，看見我們在等他，說，我洗個澡。老警察說，來不及了，車等著呢。走過去給他上了手銬。他的頭發上都是渣，我年少時的玩伴，隨便哪個，看著都比他強悍多了。他說，回去看一眼老婆孩子。老警察說，讓他們去看你吧。在奔赴機場的路上，他只說了一句話，你們早來就好了，我把那娘倆坑了。
二○0七年九月，我正式成為刑警，出警時可申請相互配槍，若是要案，可隨時配槍。九月四日晚，和平區行政執法大隊的一個城管，喝了些酒穿過公園回家，遭到槍擊，尸體被拖到公園的人工湖里。市局的刑警開了動員會，骨干們又單獨開了案情分析會，這是這個月里，第二個遭到襲擊的城管。第一個被鈍物砸中后腦，倒在自家的樓洞口，再沒起來。我因為畢業成績還可以，實習期間的表現也過得去，分析會允許旁聽。槍是警用手槍，子彈也是警用子彈，64式7.62毫米子彈。被槍擊的城管，也曾先被鈍物擊中后腦，從法醫鑒定和現場分析，這一擊并未致命（懷疑是錘子或板子），他負傷逃走，襲擊者追上再給予槍擊。那個城管我不認識，和我也不是一個系統，但是葬禮我還是參加了。因為上面的要求，葬禮比較簡單，遺像也沒有著制服，而是穿著休閑裝，看上去很輕松的樣子。作案的手槍，有記錄可查，十二年前屬于一個叫蔣不凡的警察，那是一次不成功的釣魚行動，兇手逃脫，他成了植物人（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他的腦袋被車玻璃擊中后，又被鈍物擊打），因為是工傷，所有費用都由市局承擔。受傷時他還未成家（雖然已經三十七歲），去世之前一直由父母照顧，一九九八年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從未醒來，也從未留下只言片語。那次行動的另一個后果，是他攜帶的兩把警用64手槍，兩個彈夾，一共十四發子彈，丟了。
當時的案子是一起劫殺出租車司機的串案，一直未能偵破，不過蔣不凡出事之后，這起系列案件也隨之停止了。而這兩起襲擊城管的案子，有著內在的聯系，因為這兩個城管比較著名。他們在上個月的一次行政執法中，沒收了一個女人的苞米鍋，爭執中，女人十二歲的女兒摔倒在煤爐上，被嚴重燙傷面部，恐怕要留下大片疤痕。兩人因此登上了報紙網絡等各種傳媒，而有關部門對這起事件的定性是，女孩屬于自己滑倒，她自己的母親負有主要責任，兩人并無重大過失，內部警告，繼續留用。
在第二次的案情分析會上，會議室煙霧彌漫，主抓這個案子的大隊長叫趙小東，當年的釣魚行動有他一份，那時他的妻子懷孕待產，現在他的兒子已經十二歲，念初一，而他的戰友蔣不凡沒有子嗣，死了近十年。蔣父已去世，只剩下一個老母親，住在女兒家。他每年都要去幾回，局里發東西，或多或少，帶過去一點。他說，沒想到過去那個死案又有了活氣兒。如果在退休之前，還破不了這個案子，退休之后他就自己調查，如果在他死前還破不了，就讓他兒子當警察繼續破。會議室里靜悄悄，我相信大部分人一方面在想著這個案子為什么這么難，現在到處都是攝像頭，可是在這個案子上毫無用處，另一方面想著，那兩把槍里，還有不少子彈。
自從參加工作之后，這是我第一次主動發言，我說，領導，各位，我是新人，我瞎說兩句，請大家指正。趙隊說，不用客套，說。我說，看了當年的案卷，也看了案卷里的現場照片，還去了事發的現場。趙隊打斷我說，什么時候去的？我說，前天，參加完城管的葬禮，坐公交車去的。趙隊說，誰讓你去的？我說，我自己想去看看。趙隊說，繼續講。我說，當年的高粱地，現在都蓋上了樓，賣七千塊錢一平米，那條土路，已經變成四排車道的柏油路。蔣不凡被發現的草地，現在是沃爾瑪超市。照片上的地形一點也看不出來了。趙隊說，你他媽是想干房產中介？我說，沒這個意思，我查了當年的報紙，并且問了周邊的人，有一個發現，距離當年事發地點向東兩站地，有一個私人診所，是中醫，十二年前就在，現在還在。我在診所門口等了半天，問了從里面走出來的一個上歲數的患者，他告訴我這里大夫孫育新，曾經是工人，下鄉的時候在村里跟著一個江湖郎中學過一陣中醫，一九九四年下崗，第二年自己開了個診所，沒想到就一直開下來了。他二○0六年春天得胰腺癌去世，現在坐診的是他兒子孫天博。
所有人都看著我，趙隊把煙掐在煙灰缸里，瞪著我說，繼續說。我說，當年那起案子，一死一傷，死的是蔣不凡，傷的是貨車司機劉磊，他當時前額撞上方向盤，大量出血，暈厥，什么也沒看見，只記得突然看見一輛紅車的車尾，而車禍之前，他屬于疲勞駕駛，據他所說，眼前只有一片黑夜，所以他連個目擊證人都不算。出租車內有血跡，當時也做了檢驗，不是蔣不凡的，推測屬于兇手，但是蔣不凡被車碎片擊中的位置在車外，所以我做了一個推測，除了兇手和蔣不凡，出租車上還有另一個人。趙隊說，你叫什么名字？我說，我叫莊樹。他說，小莊，從今天起，你跟這個案子，和家里打個招呼。繼續講。我說，那個人在蔣不凡和兇手離開車后，還在車中，坐在副駕駛位置，貨車撞上出租車后，車傾覆到路邊，他受到重創。蔣不凡倒下后，兇手拿走蔣不凡的手槍，把那人從車中救出，離開現場。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蔣不凡藏在車中的手槍也被拿走了，如果車里沒人，他怎么能發現那把手槍呢？趙隊站起來說，你的意思是他們去了那個診所？我說，我只是推測，怕打草驚蛇，沒敢去診所里面調查，但是我感覺，有這種可能。
孫天博
我爸去世之后，我又見過他兩回。一次是去市圖書館幫小斐借書。我有一張圖書證，最貴的那種，一次可以借出十本書。對圖書館的構造我已經十分熟悉，這個圖書館是新建的，外面有草坪，遠看也相當美觀，門前有長長的石階，每個來看書的人拾階而上，好像在拜謁山門。坐在閱讀室里，如果夜幕搶在管理員下班之前降臨，就能看見腳下一條寬闊的大街，路燈的光亮底下，有著無數的黝黑車輛。里面的設施相對簡陋，文史類書籍基本集中在一層，不到一千平米，二層以上便是多媒體閱覽室，不知具體可以閱覽何物，因為小斐要借的書無需上樓，所以我從來沒有上去過。每次幫她借書，我都關門一天，上午來，把她需要的書找到，然后坐在閱覽室，把每一本書的前言和后記讀一遍，如果覺得有趣，就隨便翻開一本讀上幾十頁。等管理員戴著白手套，在我身邊巡視而過，把其他人丟在桌子上和椅子的書收走，我就知道是該離開的時候了。那天借出的十本書是《摩西五經》、《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夜航西飛》、《說吧，記憶》、《傷心咖啡館之歌》、《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哲學問題》、《我彌留之際》、《長眠不醒》和〈糾正〉。我用一個下午，讀了幾十頁〈哲學問題〉，主要是關于桌子，這人說個沒完，但是并不無聊。“世界上有沒有一種如此確切的知識，以致于一切有理性的人都不會對它加以懷疑呢？這個乍看起來似乎并不困難的問題，確實是人們所能提出的最困難的問題之一了。”似乎有些道理，但也說不上是確切的知識。
從圖書館出來，我把書分裝在兩個大袋子里，準備打車回家。我爸他從旁邊的面館走出來，站在我旁邊，我幫你拎一個，他說。我聞到他嘴里的蒜味，人一輩子都愛吃大蒜，說是防癌。我說，我拎得動，他說，給我，看你手勒的。我沒給他，拉開車門，他讓我往里頭坐坐，和我并排坐在后面。他說，看你臉色，最近有些勞累，給你把把脈。我說，沒事兒，睡得晚了。他說，最近動靜不對。我說，知道。他說，跟你講過我和你李叔的事吧。我說，講過。他說，我再講一遍。我說，好。他說，我下鄉不久之后，就進了保安隊，抓賭。你李叔是隊長，小時候我們就認識，他們兄弟幾個外號“三只虎”，我和他走得近，我比他大，但是愿意跟著他跑，他說話我聽。下鄉之后，我們在一個堡子，他讓我抓賭掙工分，有一次我和你李叔剛走到窗戶邊，一個小子從窗戶里跳出來，想跑。我伸手一拉，他捅了一下。你李叔馬上背著我去了老馬頭那，老頭用針灸封住我的脈，給我止了血，救了我一命。后來他找到那小子，把他腳筋挑斷了。我說，是這故事。他說，不能讓他折進去，他折進去，小斐就成了孤兒。我說，我心里有數。他說，你和小斐的事兒別著急，她性格怪，也不怎么見人，就自己在那寫字。我說，沒急，我也沒想怎么。他說，你是讓你爸拖累了，接了爸的班，爸知道，但是有時候人生在世就是這么回事兒，那天老李跟我交了底之后，就是這么回事兒了。我們是一代人。我說，跟你沒關系，你和李叔是朋友，我和小斐也是朋友。他說，最近小斐再來，從后門進來，如果覺得不好，先別來，你也別去她家。我說，別操心了。該歇著了，都一輩子了。他拍了拍我的手，走了。
第二次見他，是在那兩個警察來過之后，晚上，他把我推醒，說，兒子，別把自己搭進去。我說，你變樣了，老了。他說，實在不行就脫身吧，你李叔能保你，以后你照顧好小斐就行。我說，爸，這事兒和你沒關系了。然后閉上眼睛睡著了。
傅東心
搬家之前，有天晚上德增沒在家，我想找老李談談。一個是關于將來的事兒，關于小斐的教育。一個是關于過去的事兒。走到他家門口，看見老李在炕上修他家的掛鐘，今天小斐也沒在，學校聯歡會。一九九五年初秋的夜晚，在市區還能看見星星。我站在他家院子里，看他把掛鐘拆開，用一個小釘子把機芯的小部件捅下來，擦擦，又用一個小螺絲刀擰上。頭上的獵戶座系著腰帶，不可一世。院子里堆滿了舊東西，皮箱、炕柜、皮鞋、鍋和大勺。是要賣的，搬家帶不走這么多，也許鐘也要賣，但是他要先把它修好。我敲了敲門，他在炕上抬起頭，說，傅老師來了。我說，小斐這么叫，李師傅就別這么叫了，跟你說過好幾回了。他把鐘的零件碼好，下炕，站在地上，說，傅老師坐。我坐下，他用肥皂洗了洗手，走到院子里打開地上的炕柜，拿出一個鐵罐，給我沏了杯茶。我說，你也坐，跟你聊聊小斐。他說，坐了半天了，站一會。我說，小斐上次模擬考試的成績我看了，超過最好的初中三十分。他說，傅老師教得好。我說，我沒教她考試的東西，是她自己上心。他說，這孩子能坐住。我說，擇校費別太在意，我們這里有點閑錢。他說，沒在意，孩子我供得起。傅老師的心意我領了。我說，古代徒弟學成下山，師傅還送把劍或者行路的盤纏，你別跟我客氣，實在不行，回頭你再還我，算我借你的。他拿起炕桌上我的茶杯，把水篦出去，又添了一杯熱水。喝點熱的，涼茶傷胃，他說，我也有徒弟，教完他們把我頂了，但是我不當回事兒。他們去廣場靜坐，我在家歇著，不丟那人，又不是要飯的。我伸手從褲兜想準備好的紙包掏出來，他按住我的胳膊肘，說，傅老師別介，說說行，你拿出來我可就要轟你了。我看了看他的眼睛，很大，不像很多在工廠待久了的人，有點渾，而是光可鑒人。我松開紙包，把手拿出來，說，我明白了，畢竟是你和小斐的事情，我作為退路，這樣行嗎？他說，你也不是退路，各有各的路，我都說了，心意我領了。
一時沒人說話，我聽見炕桌上裸露的機芯，“嗒嗒”地走著。我說，還想跟你說個事兒，明天我就搬走了。他說，你說。我說，你能坐下嗎？你這么站著，好像我在訓話。那是九月的夜晚，他穿著一件白色的老頭衫，露出大半的胳膊，紋理清晰，遒勁如樹枝，手腕上戴著海鷗手表，雖然剛干了活，可是沒怎么出汗，干干凈凈。他弄了弄表帶，坐在我對面，腳耷拉在半空。我說，李師傅過去認識我嗎？他說，不認識，你搬到這趟房才認識你，知道傅老師有知識。我說，我認識你。他說，是嗎？我說，六八年，有一次我爸讓人打，你路過，把他救了。他說，是我嗎？我不記得了。他現在怎么樣，我也打過人，你沒看見而已。我把茶杯舉起來，喝了一口，溫的，我說，我爸有個同事，是他們學校文學院的教授，美國回來的，我小的時候，他們經常一起聚會，朗誦惠特曼的詩，聽唱片。他說，嗯。我說，“文革”的時候，他讓紅衛兵打死了，有人用帶釘子的木板打他的腦袋，一下打穿了。他說，都過去了，現在不興這樣了。我說，當時他們幾個紅衛兵，在紅旗廣場集合，唱著歌，兵分兩路，一隊人來我家，一隊人去他家。來我家的，把我父親耳朵打聾了，書都抄走，去他家的，把他打死了，看出了人命，沒抄家就走了。他說，是這種事兒沒準。我說，這是我后來知道的，結婚之后，生下小樹之后。他說，嗯。我說，打死我那個叔叔的，是莊德增。他一下沒有說話，重又站在地上，說，傅老師這話和我說不上了。我說，我已經說完了。他說，過去的事兒和現在沒關系，人變了，吃喝拉撒，新陳代謝，已經變了一個人，要看人的好，老莊現在沒說的。我說，我知道，這我知道。你能坐下嗎？他說，不能我要去接小斐了。你應該對小樹好點，自己的日子是自己過的。我說，你就不能坐下？你這樣走來走去，我很不舒服。他說，不能了，來不及了。無論如何，我和小斐一輩子都感激你，不會忘了你，但是以后各過各的日子，都把自己日子過好比什么都強。人得向前看，老扭頭向后看，太累了，犯不上。有句話叫后腦勺沒長眼睛，是好事兒，如果后腦勺長了眼睛，那就沒法走道了。
日子“嗒嗒”地響著，向前走了。我留了下來?？粗磺卸?ldquo;嗒嗒”地向前走了，再也沒見過老李和小斐，他們也走了。
李斐
我坐在窗邊，看著楊樹葉子上的陽光，前一天的這個鐘點，陽光直射在另一片樹葉上。這兩片樹葉距離很近，相互遮擋，風一吹，相互觸碰，一個寬大，一個稍窄，在地下根的附近，漏出光影。秋天來了。樹葉正在變少。我想把它們畫下來，但是擔心自己畫得不像，那還不如把它們留在樹上。這棵樹陪伴了我很久，每次來這里治腿，完了，我都坐在這兒，看著這棵樹，看著它一點點長大變粗，看著它長滿葉子，赤身裸體。樹，樹，無法走動的樹，孤立無援的樹。
我想起第一次搬家，后來又搬過，但是人生第一次的印象最為深刻。搬家之后，大部分家具都沒有了。房子比過去小了一半，第一天搬進去，炕是涼的，父親生起了爐子，結果一聲巨響，把我從炕上掀了下來，且摔破了?？凰艘粋€大洞，是里面存了太久的沼氣，被火一暖，拱了出來。有時放學回家，我坐在陌生的炕沿，想的最多的是小樹的家，那個我經常去的院子，想起小樹用樹枝把毛毛蟲斬成兩段，我背過臉去，小樹說，怎么了？我說，沒怎么。小樹說，你知道什么？它吃葉子。我說，那也不是它的錯。在搬離那條胡同之前，我對小樹說，小樹，快圣誕節了。小樹說，閑的，還有三個月呢。我說，圣誕節的時候我們就不是鄰居了。小樹說，那有啥，該干嘛干嘛。我知道莊家是過圣誕節的，每年的平安夜傅東心都給大家包禮物，有一年送了我一個筆記本，扉頁上寫了一句話，誰也不能永在，但是可以永遠同在。我雖然不太清楚這句話的意思，但是喜歡傅老師的字跡，像男人的，剛勁挺拔。我說，你想要什么？小樹說，你買得起？我不要，我媽罵我還少？我說，我可以給你做個東西。小樹說，做啥？我說，煙花行嗎？小樹說，就像你點了那個火柴盒一樣？我說，你還記得？小樹說，那玩意太小了，沒意思。我說，你想要多大的？小樹說，越大越好。他伸開雙臂，能多大多大，過年我媽都不給我買鞭炮，怕我給人炸了。我想了想說，我知道，在東頭，有一片高粱地，我爸帶我去一個叔叔家串門，我在那過過，冬天的時候，有沒割的高粱稈。都枯了，一點就著。像圣誕樹。小樹說，你敢？我說，興許能一燒一大片，一片圣誕樹。小樹拍手說，你真敢？我說，你會去看嗎？穿過煤電四營，就能看見。小樹說，你敢去我就敢去。我說，無論你在哪？他說，無論我在哪。我說，如果傅老師不讓你去呢？小樹說，不用你管，我有的是辦法。我說，幾點？小樹說，太早會被人看見，十一點？我說，十一點，你別忘了。小樹說，我記性好著呢，就看愛不愛記。我準到。
天博過來，跟我說話。好像在說腿的事，說腿怎么了，我沒聽清，因為我想起了另一件很遙遠的事。很多年之前，傅老師在畫煙盒，我跪在她身邊看，冬天，炕燒得很熱，我穿著一件父親打的毛衣，沒穿襪子。傅老師歪頭看著我，笑了，說，你爸的毛衣還織得挺好。我也笑了，想起來父親織毛衣時，笨拙的樣子，我坐在那幫父親繞毛線，毛線纏到了他的脖子上。傅老師說，你別動，就畫你吧。我說，要把我畫到煙盒上？傅老師說，試試，把你和你的毛衣都畫上。我說，不會好看的。傅老師說，會的。我說，那我把襪子穿上。傅老師說，別動了，開始畫了。畫好草稿之后，我過去看，畫里面是我，光著腳，穿著毛衣坐在炕上，不過不是呆坐著，而是向空中拋著“嘎拉哈”，三個“嘎拉哈”在半空散開，好像星星。我知道，這叫想象。傅老師說，叫什么名字呢，這煙盒？我看著自己，想不出來。傅老師說，有了就叫平原。我也覺得好，雖然不知道玩“嘎拉哈”的自己和平原有什么關系，但就是感覺這個名字很對。
我還想起，很多年前的另一個夜晚，我從這里的一張床上醒過來，首先看見的是天博，過去我們見過，但是沒說什么話，我倆都是挺悶的人。天博坐在床邊，在床單上擺撲克，從K到A，擺了幾條長龍，要從床上出去了，就拐彎放。我覺得迷糊，腰上疼得厲害，下面好像是空的。我說，天博，我爸呢？天博說，你醒啦，那沒事兒了，他也沒事兒了，和我爸在外面抽煙呢，你玩撲克嗎？打娘娘?。课艺f，我的書包呢？天博指了指。和我的血衣服一起，在另一張床上。我說，幫我扔了，別讓我爸看見。
這次我聽清了天博在說什么，他說，今天感覺，你的左腿胖了。我說，腫了吧。他說，不是是胖了，我針灸的時候，感覺經絡活分了一點，你動一動腳趾。我試著動了動，沒動。我說，你弄錯了。他說，感覺到腳后跟熱嗎？我說，有一點。他說，是好現象。再觀察看看。我說，你老是抱有希望，這樣不好。他說，這是有依據的，雖然這么多年，應該沒希望了，但是從上個月開始，我覺得有些變化，你傷在脊椎，按理說，不容易好，但是最近你的脊椎好像恢復了一些，有一些過去沒有的反應，很奇怪，萬物自有它的道理，我們再看吧。我說，外面陽光很好，推我出去走走。他說，有個事跟你說一下，昨天來了兩個警察。我說，你跟我爸說了嗎？他說，說了。他說沒事兒。對了，昨兒我在街上給你撿了一個煙盒，估計你沒有。天博從白大褂的右兜里，掏出一個已經拆開攤平的煙盒。我接過來看了看，我真沒有。你看這小姑娘，畫得真好，他說。我把煙盒夾在手邊的書里，說，昨天那兩個警察都問你什么了？他說，一個警察四十歲左右，另一個二十七八歲，問我知不知道十二年前，這附近出過一起案子，車禍，然后一個警察讓人打殘了？我說不知道，那時我還小，早就睡了。他們問我，我爸說起過什么沒，比如那天晚上是不是來過什么人？我說，沒聽他說起過，他也是早睡早起的人。他們問我有沒有病人的病歷，我說有，他們讓我給他們看看，看完之后，他們說，讓你媽和我們聊聊，我說我爸下崗之后，他們倆就離婚了，我媽現在在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他們就走了。我說，你害怕嗎？他說，我是大夫嘛……最近你不要來了，也不要打電話，等過了這陣子再說，我會把后面三個月的藥給你弄好帶著，然后你自己給自己按摩，我教過你。我說，嗯。他說，你最近寫小說了嗎？我說，你歇著吧，我去前面看看病人，熱敷了半個小時了，快熟了。
莊樹
我和趙隊最后還是決定去一趟蔣不凡母親那，就算是枯井，也要下去摸一摸。燙傷事件里的母女，我們都已經排查過，沒有嫌疑，女人是單身母親，女孩兒成績不錯，兩人收到了大量的捐款，女孩的恢復也比預想的好，兩人既無作案的能力，也無更深層次的作案動機，和舊案也無瓜葛。在孫天博那里，有一定的收獲，這讓趙隊振奮。收獲就是沒有收獲。孫天博的診所極其干凈，一塵不染，病歷、錦旗、砂袋、針艾、草藥和床，都在恰當的位置，還有兩盆一人高的非洲茉莉。病歷是整齊的十幾本，兩個人的字跡，前一個寫得比較凌亂，后面的則字跡清秀，工工整整，情況也寫得詳細。從里面出來，回到車上，趙隊說，有意思，這個姓孫的好像一點毛病沒有。我說，是，太利整了。他說，說說你的想法。我說，得把他媽找著。趙隊說，是，找人，用不著咱倆，讓局里落實。我打個電話。他把電話打完，我們倆坐在車里抽煙，我說，蔣不凡留下什么東西了嗎？他說，有，他當時穿的衣服，他媽都留著，上面還有血，沒洗。她說這是他兒子的血，不臟。搬了幾次家，都帶著。我說，趙隊，我想看看。他說，走吧。
蔣不凡母親跟大女兒一起住，在市西面的砂山地區，屬于三個行政區域的交界，發展得比較緩慢，三個區都想管，最后都沒管。有一片地方想開發，平房推倒，挖了一個大坑，一直沒有蓋東西。十年過去，還是一個大坑。她的大女孩兒在大坑邊上開了一間麻將社，不大，六張桌子，有一個小廚房，麻友可以點吃的，炒飯或者炒面兩種。我們去的時候，她的大女兒去接孩子，蔣母自己看店，她坐在一張桌子旁邊，一邊嗑毛嗑，一邊和其中一個老頭說話。老頭說，今年退休金漲了一百五，真不錯，死了能多穿一件褲衩。趙隊說，大娘，沒玩？她轉過頭說，小東來了。我把買好的水果遞上，她說，老了，吃不了幾個，下回別買了。趙隊說，這是小莊。咱們后屋說啊。她說，咋地？人抓著了？桌子上的四個人馬上抬眼看我們，趙隊說，沒有，說點閑話，有日子沒來了。大爺，該胡就胡吧，別憋大的啦，五萬對死了。幾個老人笑了，繼續打牌。
蔣不凡的衣服果然在，一件棕色夾克，一件深藍色毛衣，一件灰色襯衣，一件白色跨欄背心，一條黑色西服褲，一條灰色三角褲頭。蔣母用一個包袱卷包著，好像一盒點心。趙隊說，看看吧。蔣母說，我想了，我這身體越來越不行，今年小凡忌日，這些東西我就給他燒去了，要是我死了，怕是得讓人扔了。趙隊說，嗯，我們再看看。我把每件衣物翻檢了一遍，沒什么東西，血跡已經發黑，兜里的東西應該早就拿出去了。我說，我再看一遍。趙隊說，你別急，都已經來了。第二遍我翻到褲子，發現右褲子兜是漏的，順著褲腿，我摸下去，發現在褲腳，有個東西。褲腳扦過，是兩層。我借來剪子，把褲腳挑開，里面有個煙頭。我把煙頭拿出來，舉起來，過濾嘴寫著兩個字：平原。我說，大娘，蔣大哥當年抽什么煙你還記得嗎？她說，大生產嘛，我給他買過，一天兩包。現在買不著了。我回頭跟趙隊說，是吧。趙隊說，是，我也抽大生產，后來這煙沒了，換成紅塔山，又換成利群。我把煙頭遞給他，說，那這煙頭是誰的？
回局里的路上，我們倆停了一次車，去了煙店，買了一包新出的平原，打開一人一根抽上。我看著煙盒，覺得奇怪，上面有一個玩“嘎拉哈”的小姑娘，雖然圖案很小，面目不太清晰，但是感覺很親切。從煙標來看，做工是很好的。趙隊說，挺好抽，當年也有這種煙，但是不好抽，后來沒了。我說，不好抽？他說，是，還挺貴，抽的人特別少。我們可以查一下，九五年，這種煙也許剛上市，抽的人更少。我說，那就明白了。他說，是，老蔣還是老蔣，可惜這么多年我們都不知道他兜里頭有東西。我說，不怪你，那兜漏了。蔣哥在車上管兇手要了一棵煙，他也發現抽這種煙的不多，所以抽完之后，就把煙蒂放在褲兜里。他說，幸虧老太太沒把衣服燒了。要不然老蔣就白死了。我說，不會的，不會有人白死的。
第二天趙隊主持開了個會，煙頭的事兒他沒有通報，因為涉及到過去的過失，等查出結果再說也不遲。他主要提了兩件事兒，一個是密切監視孫氏中醫診所，二十四小時不能斷人；一個是盡快找到孫天博母親的下落。盯了一星期，孫氏診所沒什么動靜，沒有可疑的病人，孫天博也沒逃跑的動向，但是孫天博的母親找到了。她叫劉卓美，現在在北京朝陽區東四環附近開了一家四川小吃店，賣面皮、麻辣涮肚、麻辣拌。老板是四川人，當年在本市走街串巷，推著一個兩輪小車，四面縫著塑料，里面有口鍋，常年煮著飄著大煙葫蘆的老湯，她常上他的車吃麻辣燙，后來孫育新下崗，她就跟著他推著車跑了。我和趙隊馬上連夜飛到北京，當時北京正在弄奧運，一片亂糟糟，我們兩個外地警察，也被人反復查了一陣。到了那家小店的時候，已是晚上十點多，飯店里沒什么人，幾個服務員圍著一鍋面條，一邊吃一邊看墻角掛著的小電視，里面正在播蓋了一半的鳥巢，一片狼藉，好像被拆了一半。我們拿著照片，看見劉桌美坐在其中一張靠里的桌子上點賬，左手拿著一棵煙。每翻開一面紙，就用拿煙的手蘸一下口水，頭發花白，其實已經染過色，但是在亞麻色中間，到處可見成綹的白發。我們說明了來意之后，她沒有驚慌，而是讓服務員提前下班，說要我們好好聊聊。她說，老鄉啊，雖然我的口音已經亂套了，老鄉還是老鄉。她的丈夫從后廚出來，是一個個子不高的中年男人，穿著一雙安踏運動鞋，鞋幫已經裂了。他給我們沏了壺茶，她說，他可以先回家嗎？趙隊說，可以，主要問你一些事情。她說，那你回吧。那個男人走出門去，卻沒有走，蹲在路邊，背對我們抽起煙。趙隊說，你是哪年走的？她說，九四年十月八號。趙隊說，說說怎么回事。她說，老孫下崗了，第一批被裁了員，過去他在拖拉機廠當木工。下崗之后，他想開診所，那里給了他一筆買斷工齡的錢，但是我反對，租房子，進東西，投入太大，而且他的手藝平常覺得好使，真開起診所說不定哪天就讓人封了。他不干，我就不給錢，咱們家的存折在我這兒，他就打我，我和他一直關系不好，他老打我，手勁還大。那時候我和小四川很熟，我問他，你愿不愿意帶我走，我有點錢。他說，你沒錢，咱們也走。十月八號的上午，是休息日，老孫沒在家，我給天博做好飯，看著他吃完，問他如果有一天媽不想和爸過了，你是跟媽走還是跟爸走。他說，跟爸。然后繼續吃飯。下午我拿上存折，就跑了。趙隊說，說得很清楚，那就是說，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號，你已經不在老家了。她說，九五年？那時候我們在深圳打工。趙隊看了我一眼，說，他們現在的診所開得不錯，你兒子接班了，老孫去世了。她沒有表情，說，從走那天開始，我就和他們沒有關系了。天博從小就是個心里有數的孩子。頓了一頓，她說，他結婚了嗎？趙隊說，沒有。她說，嗯。這時我說，你當時把家里錢都拿走了？她說，是，連他買斷的錢我都拿了，就給天博兜里揣了十塊錢。我說，那他拿啥開的診所呢？父母早沒了，兄弟姐妹比他還困難。我說，那他從哪來的錢呢？她說，這我哪知道？我說，你再幫著想想。她想了想說，他有個朋友，一直很好，如果他能借著錢，也就是他了，他們從小就認識，下鄉，回城，進工廠一直在一起。那個人不錯，是個穩當人，不知道現在在干啥。我說，他叫什么你還能想起來不？她說，姓李，名字叫啥來著？他有個女孩兒，老婆死了，自己帶著女兒過。我說，你再想想，名字。她說，那人好像姓李，名字實在想不起來，他那個姑娘，很文靜，能背好多唐詩宋詞，說是一個鄰居教的，小時候我見過她，那孩子叫小斐。
趙小東
孫天博很有意思，什么也不說。我找了幾個經驗豐富的人問過，也不行。只是不說話。不讓他睡覺，他就不睡，我耗著，把我們幾個都耗累了，他還能撐。我說，你要是不知道，可以說不知道，我們記錄在案。他連不知道也不說，只是不時用手按摩自己的頸椎。
我們讓診所開著，從別處找了一個中醫坐診。從里到外翻了一遍，沒有發現。其中一個人說，沒見過這么干凈的地兒，就不像有人住的。我問小莊，往下怎么弄。小莊從北京回來，狀態有點萎靡，在飛機上想抽煙，憋得亂轉，下飛機之后，到局里的路上，把半盒平原都抽了。
我們查了本市所有叫李斐的女性的社會記錄，發現有一個和我們要找的人高度吻合。此人生于一九八二年，叫李守廉，一九五四年生人，身高一米七六，原是拖拉機廠工人，鉗工，會開手扶拖拉機，也會開車，下崗之后，就從社會上蒸發了。李斐有小學檔案記錄，小學畢業之后就沒有了。而這兩件事情的時間點，都是一九九五年。綜合我們掌握的所有情況，李守廉是一九九五年劫殺出租車襲警串案和二○0七年襲擊城管串案的重大嫌疑人。李斐即使不是從犯，也是重要的證人。人活著就應該有記錄，李斐是否還在世無法確知，但是李守廉一定在世，這中間社會上換了一次二代身份證，他一定有了新的名字和身份。
小莊說，應該是這樣，那年李家發生了幾件事，下崗、李斐升學、朋友孫育新想要開診所，借錢。李守廉仗義，先把錢借給了孫育新，李斐升學就沒有錢。我說，沒明白。他說，我是經過那個時候，考初中，就算你考全市第一，也要交九千塊，我假設李斐這孩子考上了，但是李守廉的錢壓在診所里，所以他實施了對出租車司機的搶劫。我說，有道理。邏輯上可以成立。他說，第一起案子你還記著嗎？那個出租車司機的儲物柜里，有刀，他是轉業兵，開夜班，防身帶著，第一起案子也許是誤殺，他本來是想拿點錢就走。后來手上已經有人命，就殺人搶劫了。我說，有這個可能，但是已經不重要了，第一起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兒，重要嗎？他說，后來的襲警案，就和我過去假設的差不多，那天李斐應該在車上，他們不是要搶劫，而是去辦什么事兒，也許就是去孫氏診所串門或者看病，打的是蔣不凡的車，蔣不凡覺察出李守廉的嫌疑很大，中途兩人下車，后面的事情我過去推論過了。我說，可能李斐也參與了搶劫，也有這種可能。小莊說，嗯，也有。但是可能性不大。我說，為什么？他說，從人性角度講，父親不應該這么干。我說，*，跟我說人性？他沒有說話。
第二天我又帶人去翻了一遍孫天博的家，的確收拾得很干凈，應該是隨時防備有一天我們會抓他。里屋是木地板，我讓人撬開，什么也沒有。我覺得既然如此，索性繼續拆。所有能藏東西的地方全拆開，終于發現了一個中醫枕頭，里面有一層小石子，安眠用的。在石子底下，有一本帶血的小學語文教材和七十多頁復印的文稿。我把這些東西拿到孫天博面前，他像沒看見一樣，還是不說話，然后閉上眼睛，按摩自己的太陽穴。我看了一遍稿子，好像是小說，寫的都是一趟房里鄰居的事情，小孩兒之間的事兒，大人之間的事兒，玩毛毛啊，彈玻璃球啊，打趴幾啊?？匆馑紤撌亲髡咝r候的事情。我把這些東西轉給了小莊，讓他看看。小莊看過之后，沒有提什么決定性的想法，而是向我請了幾天假，說是實在撐不住了，身體要垮了，我同意了，畢竟年輕，第一次跟這種案子，休息休息是合理的。我提議他可以先見風孫天博，畢竟是目前我們手上唯一可用的線索，他說不見了，實在是太累，他還說，這幾天他好好想一想，也許會想出個眉目，再見不遲。
就在他請假的第三天下午，出現了新的情況，這是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年初我們搞過一陣子追逃行動，其實有些勞民傷財，抓回來的，即使手上有過人命，大多早已成了廢物，不是未老先衰，就是成沉默寡言的木頭疙瘩，或者因為酗酒成了廢人。有一個人現年五十一歲，一九九六年搶劫岐山路建設銀行未遂，用自制短筒獵槍打死一名保安，潛逃。今年年初將他從河南省舞陽縣抓回，他承認他搶劫殺人，并提出希望能見到自己離異多年的妻子。我沒把此事當回事兒，如果每天滿足他們的愿望，我就不用干別的了。小莊找到了這人的妻子，也已經五十多歲，重新結婚生子后，生活不錯，現在退休在家，幫兒子帶孩子。不愿意與他見面。小莊征得對方同意，給她照了一個半身像，帶給案犯看了，并把實際情況跟他講了。他收下照片沒說什么。可就在這幾天，他突然說有重要事情匯報，我去了。他要見小莊，我說小莊休假了，病了，我是他上級，可以代表他。他認識我，把情況講了一遍，我聽后，寫下來，然后召集了專案組，拿著他所寫材料的影印件，又讓他講了一遍。這人記性極好，無論是所寫材料，還是兩遍的供述，沒有任何矛盾之處，而且十幾年前的細節，很多都還記得。此人叫趙慶革，無業，酗酒嗜賭，麻將花面沖上擺著，他掃一眼，打亂砌出城墻，所有牌的位置基本上都在心理亮著?？墒蔷褪沁@樣，還是輸錢，欠了不少外債，為了翻本，他就動了搶劫出租車司機的念頭。他身高一米七五，手勁極大，據他自己說，年輕時吃核桃有時是用手掰的。尼龍繩、柴油，上車之后坐在司機正后方，行到偏僻處實施殺人搶劫，然后焚車逃走。一共五起，每一起的時間地點人物，甚至連司機的大致相貌、年齡，甚至有的人的口頭禪，他都記著。其中有個司機上衣兜揣著一把梳子，一邊開車一邊梳頭，說送完他就去跟相好會面，相好三十二歲，丈夫常年出差。他把他勒死后，梳子拿走，一直用到現在。
但是他說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號，他并不在蔣不凡那輛車上，他去了廣州買槍（但是沒買到），那時出租車的案子他做了五起，沒有紕漏，就準備向前走一步，去搶銀行。我把李守廉和李斐的照片給他看，他說不認識，從沒見過。
我看到了那把梳子，然后給小莊打了電話，他關機了。其實也沒那么著急，只是案子的鏈條有了一個斷縫，而我們需要做的工作并沒有什么大的變化。
李斐
看見報紙那天，我晚上失眠了。我把那份報紙放在枕頭邊上，夜里起來看了好幾回。前兩天父親跟我說，天博出事了，那盆非洲茉莉不在窗戶邊上了。我說知道，很多事情要開始了。但是我沒有想到，首先出現的竟然是小樹。第二天一早，我叫住父親，把報紙遞給他。父親看過之后，說，太巧了。我沒有說話。父親說，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說我怎么想的？父親說，你想也許沒問題。我點頭。說，按道理，天博不會說，我知道他，而且如果他說了，也不用登尋人啟事找我們。我點頭。父親說，但還是太巧了。我說，爸，你是不是有事情沒告訴我？父親說，我先出車，你讓我想想。
父親現在是出租車司機。
晚上父親回來，我坐在輪椅上，還在看那份報紙。
尋人啟事：尋找兒時的伙伴，失散多年的朋友、家人小斐。我一周后就要出國定居，請速與我聯系。不可思議，我們已經長大了。下面是我的電話。
在電話的下面，附了一張畫。上面一個小男孩站在兩塊石頭早間，一個小女孩正掄起腳，把球踢過來。
父親摘下口罩，把買好的菜拿進廚房。吃飯時，父親說，廣場那個太陽鳥拆了。我說，嗯，要蓋什么？父親說，看不出來，看不出形狀，誰也沒看出來。后來發現，不是別的，是要把原先那個主席像搬回來，當年拉倒之后，沒壞，一直留著，現在要給弄回來。只是底下那些戰士，當年碎了，現在要重塑。不知道個數還是不是和過去一樣。我說，嗯。父親說，我想好了。我說，嗯。父親說，去見見吧。我原先想查查小樹，但是怕反而會惹麻煩。索性就這么去吧。我從輪椅上向前跌下來，碗掉在地上，飯粒撒了一地。父親把我抱起，放回輪椅上。我說，爸送我過去，我單獨見他。父親說，那得想個地方，你腿不方便，如果不好，能走的地方。我說，我想好了，船上。父親說，船上好，一人一條船，挨著說話。我說，他也看不出我腿有毛病。父親從腰上拔出一把槍，放在桌子上，說，你帶著，放在包里，不到萬不得已，不要用。一旦用，就不要手下留情。我看著槍。父親從后腰又拿出一把，說，我們兩個一人一把，你那里面有七顆子彈。在家等著，我去給你買張電話卡。
我用新的電話卡給小樹發了短信，約第二天中午十二點，在北陵公園的人造湖中心見。發完短信，父親把電話卡放在煤氣上熔了。父親說，明天中午，他來了就是來了，沒來這事兒就算了，來了見完，這事兒也就算了，我們只能這么下去，你答應我。我說，我答應你。爸，我欠你的太多。父親說，不說。你們兩個總要見一下。以后還和以前一樣。
莊樹
我上船的時候，看見一條小船漂在湖心。我向著湖心劃過去。不是公休日，湖上只有兩只船。秋天的涼風吹著，湖面上起著細密的波紋，好像湖心有什么東西在微微震動。劃到近前，我看見了李斐。她穿著一件紅色棉服，系著黑色圍巾，牛仔褲、棕色皮鞋，扎了一條馬尾辮。腳底下放著一只黑色挎包，包上面放著一雙手套。我向她劃過去的時候，她一直在看著我。她和十二歲的時候非常相像，相貌清晰可辨，只是大了兩號，還有就是頭發花白了，好像融進了柳絮，但是并不顯老。眼睛還像小時候一樣，看人的時候就不眨，好像在發呆，其實已經看在眼里了。我說，等很久了吧。她說，沒有，劃過來用了一段時間。我笑了笑，說，你沒怎么變。她說，你也是，只是有胡子了。來見老朋友，胡子都不刮。我說，你現在在做什么？她說，你怎么上來就問問題？你呢？我想了想說，說實話嗎？她說，說實話。我說，我現在是警察。她收了笑意，閉緊嘴看著我，說，挺好，公務員。我說，我小時候挺渾的吧？她沉默了一會，說，是。我說，現在我長大了，能保護人了。她又許久沒說話，把圍巾重新系了系，隔了一會，她說，傅老師現在好嗎？我說，很好，地球都要走遍了。她說，那就很好？我說，說實話，我也不知道。她一直在找你。她說，讓她別找了，我什么都不是。我說，我不覺得。如果你時間不急，我跟你講講這么多年我都干了什么，她說，你講吧。我就開始講，講了自己在警校交的女朋友，也講了分手之后自己很難過，喝多了在操場瘋跑，還講了因為當警察，和父親搞得很緊張，一直講到現在。她聽得很認真，偶爾中途問一點事情，比如，她人有趣嗎？或者，沒聽明白，我沒上過大學，請你再講一下。很少能得到這樣的聽眾。講完了，我好像洗了個澡。我說，無聊吧，這么多年的事兒，這么快就講完了。她說，不無聊。如果讓我講，一句話就講完了。我說，一會兒是你自己回去還是李叔來接你？或者他現在就在附近看著？她沒有說話。我說，他現在忙什么呢？她沒有說話。我說，李叔十二年前，殺了兩個城管，一個用錘子或扳子，一個用槍打。她沒有說話。我說，我不是請你幫我，我是請你想想這件事本身。她說，沒這個必要，不用你提醒我這個。我說，你告訴我在哪能找到李叔。然后到我的船上來，我們劃到岸邊，然后我們去找傅老師。她說，如果沒有這事，你會來找我嗎？我說，也許不會，但今天我是一個人來的，沒人知道我來，而且這件事情已經有了，我也已經來找你了，都不能更改了。
她抓住槳，把船向后輕輕搖了搖，和我拉開了點距離，說，其實我可以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么，但是你剛才很坦白，我也可以跟你坦白，誰也不欠誰最好。其實這么說不對，應該說，我欠你們家的，能還一點是一點。我說，不是這事兒和你我，她伸出手，意思是這里不需要我說話，我突然意識到這么多年沒見，她果真在某一個局部，有了不小的變化。她說，一九九五年那起出租車的案子，和我爸沒關系，信不信由你。我爸的錢借給孫叔一部分，然后他把他小時候攢的“文革”郵票，全賣了，我的學費是有的。但是十二月二十四號那天的事兒，我和爸確實在。那人朝我爸開了一槍，他的左肋被打穿了。我說，嗯。她說，一輛大車把我坐的車撞翻了。你知道吧？我說，知道。她說，然后那個人倒了，我爸滿臉是血，把我從車里頭拖出來，那時我沒昏，腿沒感覺了，但是腦袋清楚得很。他看了看我的腿，把我放在馬路邊，跑回去用磚塊打了那個警察的腦袋。我說，嗯，是這個順序。她說，然后我跟他說，小樹在等我啊。然后我就昏過去了。
這次輪到我沉默下來，看著她的眼睛，她一眨不眨，看著我，或者沒有看著我。
然后她說，我爸什么也不知道，他以為我真的肚子疼。當時我的書包里裝著一瓶汽油，是我爸過去從廠里帶回來，擦玻璃用的。那個警察應該是聞著了。那天晚上是平安夜，白天我一直在想去還是不去，因為我有預感，你不會來。但是到了晚上我還是決定去，可我實在想不出什么辦法，你說你總會有辦法，可是我想不出來。孫叔叔的診所離那片高粱地很近，我可以想辦法下車，跑去用汽油給你放一場焰火，一片火做的圣誕樹，燒得高高的。我答應你的。
我說，現在那里已經沒有高粱地了。
她說，那天你去了嗎？
我說，沒有。
她說，是傅老師不讓你去嗎？
我說，不是。我忘了。
她說，你干什么去了？
我想了想說，也忘了。
她點了點頭。
我說，當時我們都是小孩子，現在我們都長大了，對吧。
她說，你長大了，很好。
這時她指了指挎包，說，這里面有一把手槍，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使。我說，不會使我可以教你。她說，小時候，傅老師曾經給我講過一個故事。說，如果一個人心里的念足夠誠的話，海水就會在你面前分開，讓出一條干路，讓你走過去。不用海水，如果你能讓這湖水分開，我就讓你到我的船上來，跟你走。
我說，沒有人可以。
她說，我就要這湖水分開。
我想了想，說，我不能把湖水分開，但是我能把這里變成平原，讓你走過去。
她說，不可能。
我說，如果能行呢？
她說，你就過來。
我說，你準備好了嗎？
她說，我準備好了。
我把手伸進懷里，繞過我的手槍，掏出我的煙。那是我們的平原。上面的她，十一二歲，笑著，沒穿襪子，看著半空。煙盒在水上飄著，上面那層塑料膜在陽光底下泛著光芒，北方午后的微風吹著她，向著岸邊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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