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歷史和鄉(xiāng)土要素，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三大母題，也是東北地域文化的三大核心文化。是東北物化的自然與人化的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在作家筆下的呈現，是地域特有的生產方式、文化生態(tài)背景下的自然的人的存在，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人的情感、思維方式、價值立場、世界觀，加上神性色彩的美學基調。作家之筆向縱深的時間軸探幽，就使小說具備史詩性的可能，作家借助寓言和宗教強化人的終極價值現，就使小說具備寓言的象征和神秘。近年來，東北作家或如劉慶以關注東北地方特定人群沿襲的或唯一真神、或多神自然崇拜切入風云變幻的歷史，或如尹守國探索當代鄉(xiāng)土小說農民形象審美品格提升，豐富鄉(xiāng)土小說的審美價值與文化特質，或如王志國立足文化尋根，將一段歷史盡可能全面鋪開， 以史實和文學想象做社會、民俗研究的延伸 ，借以表述突然洞見的命運力量與人生的虛無。
詩性智慧與童年想象
——簡評《唇典》
唇典的原義是東北土匪的“黑話”，比如“天王蓋地虎，寶塔鎮(zhèn)河妖”，唇典即為口口相傳的另類民族史、民間史。2017《收獲》長篇專號（春卷）上，刊載了一部描述主人公在近一個世紀里的東北生存的小說——劉慶的《唇典》。相對一部具有史詩結構的長篇，評論界多少顯得準備不足。《唇典》的故事源于薩滿傳說：每一個逝去的薩滿都會成為“回家來的人”，有機會附體于后代的薩滿，被附體的薩滿會通宵歌唱，能用木、石敲擊出各種節(jié)拍的動聽音節(jié)，學叫各種山雀的啼囀，傳講家族和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將成為唇典，如長河之水滔滔而訴。故事里的敘述人滿斗，是一個被玷污的母親所生，名義上的父親離家而去，他是一個命定的大薩滿，卻一生坎坷崎嶇。他用一生來拒絕成為一個薩滿的命運。主人公滿斗長著一雙“貓眼”，有著神奇的夜視能力。滿斗12歲那年，村子里來了馬戲團，馬戲團有一個花瓶姑娘，為了小姑娘求救的玩笑，滿斗踏上了陌生的旅途。他和他的花瓶姑娘蘇念被土匪劫持到王良寨，因為神奇的夜視能力，他在王良寨改造成理想村的過程里生存下來。在朝鮮愛國者的營地，滿斗因為能夠看清黑夜成為愛國者們的戰(zhàn)友，又成了一名抗聯戰(zhàn)士。后來作為蘇軍進軍中國東北的先遣人員，跳傘時失誤，喪失了記憶。1967年，在批斗會的現場，滿斗恢復了記憶。二十幾年過去，許多故事驚心動魄，郎烏春和柳枝，還有妺妺蛾子早已逝去。和滿斗一起生活的日本遺孤素珍和地主后代韓造反有了私生子，為了保護素珍，滿斗頂替了韓造反成了強奸犯。后來，他和蘇念再次相遇，當年的“花瓶姑娘”被指認出來，被槍斃在滿斗的腳邊。出獄之后的滿斗，成了護林員，他種植了李良樹，種了“額娘樹”和“阿瑪樹”，種了一棵美人松起名叫作“蘇念樹”。可茂密盛大的它們卻被盜走，運往城里的小區(qū)了。
時光在演變，人與自然的關系割裂了，人與家族精神的關系割裂了，人類的本領似乎已大過神靈。滿斗祭奠師父李良薩滿，他懇請師父幫忙，想徹底送走自己身上的神靈。滿斗做了白內障手術，醫(yī)生們最終破解了滿斗夜視能力的奧秘，他們說，滿斗的貓眼，不過是因為患了一種眼底的白化病。滿斗只是一個特殊眼病的患者，根本不可能洞悉人間的奧秘。
劉慶筆下從1910年代開始的生活，擁有那個時代非凡的魅力：民間生活史如膠片一樣細致的展開：小火車，電燈、“燈官節(jié)”、“胡子”綁票、“武開江捕魚”、“求婚”、“薩滿”作法、“會局”、“祈愿堂”、瘟疫等或普通或傳奇的細節(jié)，還貫穿了現、當代史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和進程，比如軍閥割據、抗日、革命、“文革”，以及一直處于隱秘狀態(tài)又無處不在的“組織”的存在，等等，這是一種需要想象力的歷史敘事，它的力量，正在于寫出一個時代的內在隱痛，寫出歷史生態(tài)的種種真相和細部，將人與自然和歷史割裂的生態(tài)，重新彌合。
有評論家評價劉慶的《唇典》為1980年代以來長篇小說關于人性圖騰可能性母題的表現，提供了一個比較獨特的敘述選擇，具有不同尋常的文學意義，“一方面，它通過對東北地域近一個世紀生靈萬物、生命形態(tài)的獨特體察，完成了“標本”意義的提煉，從而形成東北文學中的經典性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小說通過超現實主義策略的滲透，使東北地域的文化人格也得以呈現。”這種呈現，具有深刻的審美意義，它在傳達個體生命、人類與歷史、自然、內心對視的時候，顯示出來的高度警覺、智慧和超現實路徑。應該說，劉慶的《唇典》有效承襲幾十年來長篇敘事文學的內部張力，并為敘事文學增添了能在現實里低空飛翔的重要人物。
在幾十萬字的篇幅中，無論是故事還是人物都被置于神明的觀照之下，人間與靈界的糾纏與撕扯不但展示了一種別樣的歷史邏輯，更是在冥冥中為這個殘酷荒謬的世界提供了一種意義層面的安撫。印象里在現當代小說中還沒有人用這樣的文字規(guī)模書寫東北亞最典型的自然神崇拜（薩滿教），書寫它在百年歷史中被戰(zhàn)亂和欲望反復沖擊并因此失語的命運。值得注意的是，在劉慶的筆下，這個有靈的世界脆弱而又頑強，始終是一個無法擺脫的不屈的存在。而這個存在無疑寄托了劉慶對意義的探尋與追逐。
薩滿神話對現當代東北小說的情節(jié)模式產生過深刻影響。從小說情節(jié)的三個要素考察,在場景描寫方面,現當代東北小說普遍存在地域特色鮮明的自然描寫,這源于薩滿神話的自然場景描寫.在人物設置方面.現當代東北小說普遍角色少,行動元少,這和薩滿神話”元典”的人物設置特點直接相關.在事件的構建方面,現當代東北小說普遍存在的死亡事件源于薩滿神話的”磨難”事件,而其中的動植物核心意象不僅受薩滿神話相關意象的影響,而且包含了薩滿神話中動植物崇拜和圖騰崇拜的文化理念.這三個特征充分體現了薩滿文化對現當代東北作家心理機制的影響,同時證明了薩滿神話不只是現當代東北小說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
神話是一個民族宗教,文化心理和觀念的形象表達,它以語碼符號的形式寫進民族的文化基因中, 造就了文學無以替代的民族性和地域文化特色.魯迅先生說:”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現當代東北文學從抗日烽火中崛起,走過了八十年的歷程,無論是文學中心時期,還是文學邊緣化以后,其藝術魅力都沒有衰減,反而隨著文化尋根和生態(tài)文明的發(fā)展日久彌珍,在于其蘊含的民族古老文化的因子.馬克思所說:”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自己天真再現出來嗎?……為什么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fā)展的最完美的地方,不該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出永久的魅力呢?”叫薩滿神話作為東北地域人們的”童年想象”,對現當代東北作家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心理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表現出對他們心靈情感的格式塔意義,更在文學作品中呈現出原始詩性的魅力,這種魅力正如維柯認為的是一種”詩性智慧”,是人類精神的尋根力量.在物質文明高度發(fā)達的今天,這種”詩性智慧”更呈現出深刻的反異化的拯救意義,薩滿神話和薩滿文化成就了現當代東北文學穿越時代的文化藝術價值。
（唇典》 劉慶 《收獲》2017年4期）
鄉(xiāng)土根基與時代變遷
——簡評《路過合莊》
一直致力于鄉(xiāng)土文學創(chuàng)作的尹守國近年來發(fā)表了近百萬字的中短篇小說，基本都以合莊作為地理基點。《路過合莊》正是他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本部長篇以高速公路為結構軸心，精心書寫了葛連一家人所在的村莊的故事：高速公路的開通使昔日的老村民心理抵觸，因為雖然憧憬城市現代生活，但祖輩世代以耕、以土立命安身的傳統(tǒng)卻并沒有馬上改變。失去土地的焦慮、未來不可預期的所謂城市文明給他們帶來不適，也會破壞他們延承以舊的倫理秩序。 探尋尹守國的小說創(chuàng)作之源，發(fā)現他一直自覺的在挖掘精神源頭中的農耕文化和鄉(xiāng)土根基。一條古老河流舒緩的散點透視，被一條新高速公路強勢切割，原本平靜的鄉(xiāng)村就這樣迎來在經濟發(fā)展、社會轉型期的沖擊動蕩，并無以回避、無處躲藏。小說以幾分流暢、幾分哀婉的筆觸盡寫合莊村民獨特的生命體驗，揭示年青一代農民的心靈密碼，也暗含作者對鄉(xiāng)村傳統(tǒng)倫理的依戀和堅守。相對比鄉(xiāng)土文學出現的回歸、批判、和諧、碰撞，作者所要表達的是一種挽留，對農村轉型生活的一種隱憂。這是他選擇“高速公路”這個時間節(jié)點的初衷，也是他進行主題篩選時的思索。
研究中國鄉(xiāng)土小說學界認為，作為以農為本的中國是個傳統(tǒng)的農業(yè)國度，中國步入現代史階段后，傳統(tǒng)的農業(yè)文明和農民開始受到批判。但在革命中，農民又成了最具革命性的階層，是革命的絕對主力。二十世紀中期，土地改革由北而南逐漸展開，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社會開始全面解體，農村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短短的半個多世紀，中國農民先后走過了土地改革、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等重要的歷史階段，經歷了異常復雜多變的命運。這一過程中，“變遷”是中國鄉(xiāng)村和農民命運的關鍵詞。中國農民大多是被動的，身不由己的。農民在中國革命和現代史中的特殊地位注定了他們要承受更為深重的苦難。一批有擔當意識的當代作家或出自使命，或源于鄉(xiāng)愁，保持了對中國農民的高度關注，批量創(chuàng)作了鄉(xiāng)土題材的長篇小說，使中國農民的命運穿越不同歷史時代，凸顯、燭照出激烈的革命前夜、階級斗爭的硝煙、時代快速無情更迭中人群的分化。將不同歷史階段的農村小說聯系起來，可以從文學作品中看到一部較為完整的新中國農村變遷史、農民命運史。相比于貌似客觀的歷史文獻而言，這是一部更鮮活、甚至更真實的農民的歷史。
如果說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再現了新中國成立前夕華北農村土地改革的情形，土地改革實際上是對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的傳統(tǒng)價值觀和生存法則的顛覆 并產生了第一代農者有其田，那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是一部描寫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長篇，著重表現這一個過程中社會的、思想的和心理的變化過程。”小說塑造的梁生寶這一社會主義新農民形象已經超越了第一代固守土地的農民，他們或多或少的有意掙脫出中國傳統(tǒng)農民對土地依賴的心理，這是他們的經濟屬性。而從政治屬性上看，梁生寶的價值觀念仍然對革命絕對服從的階段，并沒有建立起個人的價值體系。到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除力圖史詩式地反映從1975到1985十年時間里中國農村發(fā)生的變化，且橫跨“文革”（人民公社時期）和改革開放兩個歷史階段外，這部作品中的亮色是出現了對農村革命的反思，除了對“文革”末期農民的困苦處境有所描述外，還塑造了田福堂和孫玉亭兩位“革命家”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特殊年代“革命”的荒誕性，揭示了革命與現實及民眾的真實關系。小說中描寫的農村成了苦難、壓抑、沒有希望的地方，長期的城鄉(xiāng)分治導致了嚴重的城鄉(xiāng)差別，幾千年來農民對土地的依戀和珍惜之情幾乎蕩然無存，農業(yè)人口成了中國社會最卑賤的階層。農村改革開始后，孫少安開始辦磚廠，在種地之外找到了一條農民的出路。孫少平走出土地，開始了對另一種生存方式的尋找。這是“走出去”的一代農民代表。但走出去又能怎樣？如同命運安排了賈平凹回答的使命，他在2007年出版了反映城市農民工生活的長篇小說《高興》，寫了農民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小說中的劉高興、五富等農民迫于生計到西安城里拾破爛，雖然收入比種地強了許多倍，但進城后他們依然無法改變自己的農民身份，無法融入城市，成了城里的“蒼蠅人”、“隱身人”。劉高興因為貧窮曾賣了一只腎給西安人，他認為腎乃人之根本，自己的一只腎在城里，那么自己也該算是城里人，于是開始了對“城里人”身份的臆想和渴求，以此否定自己的農民身份。城市化、工業(yè)化速度越來越快，耕地在減少，農民離鄉(xiāng)棄土，進城謀生卻又無法獲得市民待遇。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僅沒有解放農民，將他們融入現代化的歷史潮流，反而為他們制造了額外的痛苦，導致他們對城市無以釋懷的仇恨。農民的出路不在農村，家園不在城市，他們在現代化的浪潮中似乎既要失去希望，也要失去家園。
把這四部小說聯系起來，大致可以看到新中國農民從土地改革、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改革開放到市場經濟所走過的四段歷程，看到這個歷程中中國農民的命運，以及他們的情感史、心靈史，看到中國的革命及現代化追求與農民之間的復雜關系。
由是，歷史和文學呼喚有能力寫出劃時代鄉(xiāng)村“第五階段”的作家。
一、作者正視鄉(xiāng)村社會封閉格局被現代生活滲透后的突圍
社會學意義上最有效最普遍凝聚鄉(xiāng)土社會結構形式傳統(tǒng)的是鄉(xiāng)村互助。在現代化進程對鄉(xiāng)村不斷侵潤的今天，互助傳統(tǒng)雖然在鄉(xiāng)村現代化進程中發(fā)生了變化，但仍在鄉(xiāng)村社會生活中扮演著“民間”福利保障的角色。尹守國深得鄉(xiāng)村文化熏染，熟知鄉(xiāng)村的社會學，為合莊描繪出一幅真實的、建立在互助基礎上的生存及生產秩序。馬燕非常歡迎郝桂花到家里做客，認為鄰里之間互相串門可以增添人氣，曹子海的母親讓兒媳去參加劉天棟的葬禮，這是禮儀，也是義務。曉偉為葛連照料半年的瓜地，得到一只羊的回贈，這是互助基礎上的有償交換。陳桂榮就算心里再委屈也要給劉銘家扔下五百元錢......此時取材于血緣性互助及其先賦性的合莊是溫暖的、樸素的、安全的。合莊的人物或按照血緣關系的親疏支分出家族、房族，合莊的故事生發(fā)也沿襲著姻緣或地緣的走勢鋪陳，維系著地緣半徑的內在封閉先賦色彩。作家選取了合莊人在生產經營、建房、結婚、喪葬等大事里的人情往來、心理糾結，將日常生活中農具互借、生活用品互借、趕集稍物、傳遞信息、照看孩子、看門守院，聊天解悶，共同娛樂的情景寫的鮮活生動。在諸如突發(fā)急病、災難、家庭情感糾紛調節(jié)中，盡寫風俗人情、喜怒哀樂，同時也站立起一個個鮮活的人物。直到高速公路時代來臨，上述的一切才有可能被動搖。
作者正視鄉(xiāng)村社會封閉格局被現代生活滲透后的紅利：施工工人是合莊迎來的第一批城市人，他們像是一群不速之客，擾亂了合莊的生活節(jié)奏。合莊村民把閑置的房子出租出去，成為短期租賃的受益者；他們在施工場地賣起羊肉串，使羊肉的銷售可以直達客戶端；青年村民去工地打工，兩個月便能夠換回一部手機。可以說，在切身利益的獲取中，村民對城市文明的戒備心越來越少，并且在接觸和熟悉的過程中，漸漸的接納著城市文明。村民們與城市文明有了實質性接觸，他們在開放的過程中不斷更新自身觀念，態(tài)度上的改變十分鮮明。當自己耕地再次蒙受損失時，他們的解決方案是多修一條正規(guī)的柏油公路。從孩子上學到商店進貨，就連生病時找救護車都想到了。修路和自身的利益聯結起來，西瓜銷路被城市人打開，替代了傳統(tǒng)莊稼作物。進城務工已不再是個別現象，就連葛連這種最頑固的農民，也準備到鎮(zhèn)子上經營燒烤攤子，對祖輩留下的放羊營生的舍棄，代表著他將遠離合莊這片土地......當地緣社會不再成為鄉(xiāng)土的邊界，封閉的宗族半徑勢必被人間突破。
一條高速公路使生活發(fā)生“變態(tài)”，當它進入“常態(tài)”后，契約和人情能讓合莊走多遠？
二、合莊的前高速公路時代，市場經濟孱弱、紅利主體單一。
合莊人靠簡單又普遍的互助行為進行生產和生活。不幫助他人也不需要他人幫助的家庭，在鄉(xiāng)村這種互識性社會中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鄉(xiāng)民間血緣關系的距離越近，則互助行為越多，互助程度越深；在市場化進程中以利益關系為主導，鄉(xiāng)民間利益關系程度越深，發(fā)生的互助行為越多。因此，互助行為的多少一直與鄉(xiāng)村民眾間的關系水平呈正相關變化。鄉(xiāng)村中的互助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交換性，付出和回報成為一種既定的人際互助模式，成為鄉(xiāng)村社會的共識。互助行為在體現出親情、友情和鄉(xiāng)情的表象下，也有一幅幅內心風云圖。一條高速公路使生活發(fā)生“變態(tài)”，當它進入“常態(tài)”后，在鐵血的契約社會里，溫婉的人情能走多遠？
作家在小說里選取了現實中真實而普遍的事件，移植到小說里，成為生活與藝術雙向真實的細節(jié)。在村民組長的接替中，村民們沒有按照《選舉法》的選舉流程，直接默認劉銘接替父親的職務。大頭馬需要批房基地，想到的不是法律流程，而是去和劉銘家套近乎。一句“紅口白牙地求人家，怕是不好張口”，無意識地把法律擺在人情之后；在劉銘家和劉偉家的相處中，更能看出人情與法制的高下。郝桂花在承包土地的時候提出簽定合同，劉銘卻礙于人情怕被恥笑；郝桂花利用弟媳的同情心騙回合同后，馬艷也沒有用法律來維權，而到家族長輩鄰里鄉(xiāng)親面前數落郝桂花，以此在人情方面找尋平衡。
高速公路的修建，并不意味著上述的一切就可以隨之迅速改變。村民的物質意識得到萌發(fā)，他們已經不愿意無償貢獻勞動力，付出的心血必須有經濟回饋做支撐，原有意識已經被物欲瓦解，人情社會也自然失去主導優(yōu)勢。曹子海為物質利益，間接氣死劉天棟，物欲的驅逐力可見一斑；就連葛連這樣本分的放羊漢，也可以為羊肉串的銷量，昧著良心刷羊尿，愧疚感早已被金錢磨滅。種種跡象中，均可以看到物質欲望對人情社會的傷害。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在合莊的興起，
三、通過典型人物詢問在鄉(xiāng)村根基與現代變遷的矛盾中何去何從？
作家在結構《路過合莊》時，以高速公路作為有效的變數，順勢勾勒出鄉(xiāng)村社會“變態(tài)”后的眾生相。在時間結點上，作家巧妙運用對比手法，把合莊的前高速公路時代的平靜自守與后高速公路時代的人心浮動加以反襯，形成明顯的互義作用。在運用生動可信的細節(jié)描繪人情溫暖、互助安全之余，也暗寫鄉(xiāng)村社會的脆弱、人們生活潛藏的危機。因為畢竟“變態(tài)”的生活是關系到人們是否安定、安全的重大事情，而鄉(xiāng)村互助圖景的只是生活常態(tài)中的小情景。變態(tài)情境在鄉(xiāng)村社會生活中并不常見，一旦出現就極具顛覆力量，非一家一戶聯手可以應對得來，而處于生活常態(tài)中困難的合莊人卻幾乎完全不具備抵御風險的能力，與其說他們自主選擇，不如說他們是隨波逐流。在看似熱鬧的世相中深藏著嚴重的危機，那就是國家正式福利體系及保障的嚴重缺失。失去了國家福利的鄉(xiāng)土，將長久陷于窮數，失去了國家福利的村民，將長久陷于卑微。
（《路過合莊》 尹守國 《雨花》 2016年20期）
在本土文化認同中叩問歷史
——簡評《大遼悲歌》
東北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多元而厚重。紅山文化、蒙滿文化、契丹文化等并存交織出一幅絢麗的多民族文化發(fā)展圖譜。發(fā)掘和弘揚東北文化，使之成為當代中華文化濃筆重彩的部分，這也是一代東北作家的使命。遼寧作家王志國新近推出的長篇《大遼悲歌》，以厚重的篇幅、成熟的敘述能力、宏大的故事結構、鮮活的人物形象再現了那已經消逝的古國契丹歷史風云。
國運興衰中的大真實
明清“末世”歷史題材曾風靡一時，相比之下，遼朝契丹因其歷史資料不足、學術研究式微而成其作家關注的盲區(qū)。王志國的小說選取公元907年～1125年間，原居住于遼河上游的契丹族興起，在中國五代十國兩宋時期以契丹族為主體建立、統(tǒng)治中國北部200多年封建王朝的興衰榮枯，以大遼帝國發(fā)祥起筆，歷經部落征討，耶律家族的興起，興盛、衰落,以及與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以及北宋等幾個中原王朝、與金、西夏及蒙古部落的跌宕起伏矛盾沖突，以及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的沖突與融合、交織歷史傳說、歷史故事，整合若干歷史事件，“把蘊含在封建王朝內質中與人類社會發(fā)展不諧和的因素、民間百姓罹遇的苦難、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等提煉凝聚成為鮮活可感的藝術形象,借助文學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了華夏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
《大遼悲歌》選取豐富、綿長的歷史鏡像，聚焦遼朝二百多年的風云，借鑒中國傳統(tǒng)講史小說的形式，運用古典文學章回體結構故事。眾所周知，歷史是文學創(chuàng)作重要的精神源頭，歷史是現代的另一種鏡像。文學的功能之一就是記敘歷史，典藏一種個人和民族的集體記憶。“實錄傳統(tǒng)”固然是文學的本質功能，“超越歷史”則是考問作家歷史現的集大成之能力。對一部歷史題材的小說，人們除了要追問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歷史的真實即史料的真實、并以此作為評判其真實性的重要標準外，還要具備一種源于本土民族文化自我認同基礎上更多的反思納入與異域民族平等對話交流的理性框架中進行審思。
作家在塑造人物、結構情節(jié)時堅持尊重歷史真實，在敘述家國命運、設置人物性格時也遵從歷史規(guī)律。作品在處理決定論與偶然性的邏輯關系時也有著政治正確的導向。在推動歷史的某些重要因素上沒有流于消費主義歷史現的食色，人性，原始的生命強力等等因素。對權謀、性愛、爭寵、奪位等特有的血腥王權等迎合大眾文化的審美趣味也沒有過分渲染。
征伐中有意無意孕育的文化大融合
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fā)展到成熟的一代王朝，同時也面臨發(fā)生重大變化前夜的世界格局。朝廷腐敗日益嚴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北方崛起的少數民族不斷侵擾邊關，朝野上下充滿了杰姆遜所說的“民族焦慮”。王志國沒有局限于漢民族本土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在書寫大遼王朝作為少數民族興衰為主線的長篇中融入許多反思成份，宋朝與遼國之間的民族矛盾、領土糾紛、征伐與反征伐都被有意識地納入與異域民族平等對話交流的理性框架中進行審思。這樣，歷史小說中先于明清的宋遼敘事，無意中驗證了與西方文化的“他者對峙的中國的文化危機的寓言”。
書中對歷史上真實發(fā)生過的澶淵之盟做了大量篇幅的描寫。澶淵之盟是北宋與遼在經過四十余年的戰(zhàn)爭后締結的盟約。1004年秋（宋真宗景德元年），遼蕭太后與遼圣宗親率大軍南下，深入宋境。有的大臣主張避敵南逃，宋真宗也想南逃，因宰相寇準的力勸，才至澶州督戰(zhàn)。宋軍堅守遼軍背后的城鎮(zhèn)，又在澶州城下射殺遼將蕭撻覽（一作凜）。遼由于自身原因，很早就通過降遼舊將王繼忠與北宋朝廷暗通關節(jié)。宋真宗也贊同議和，派曹利用前往遼營談判，于十二月間（1005年1月）與遼訂立和約，規(guī)定宋每年送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稱澶淵郡，故史稱“澶淵之盟”。此后宋、遼之間百馀年間不再有大規(guī)模的戰(zhàn)事，禮尚往來，通使殷勤，雙方互使共達三百八十次之多，遼朝邊地發(fā)生饑荒，宋朝也會派人在邊境賑濟，宋真宗崩逝消息傳來，遼圣宗“集蕃漢大臣舉哀，后妃以下皆為沾涕”。至此，遼與宋一改以往的政治格局和國勢走向，澶淵之盟是在宋朝軍事取得勝利的情況下簽訂的屈辱性合約，它開了賠款的先例，給宋朝的朝政和民眾增加了很重的負擔。但是，澶淵之盟締結后，雙方停止戰(zhàn)爭，和平往來一百年之久，宋遼邊境得以安定，雙方生產都得到了恢復和發(fā)展。作家再現了各種利益集團的較量和博弈，堪稱精彩至極。圍繞著宋真宗的優(yōu)柔寡斷，寇準的仗義執(zhí)言，蕭太后的因勢利導……各方人士可謂斗智斗勇，相機而動，在進退兩難之際演出了一幕幕活靈活現的人生悲喜劇。
賽義德在其名著《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指出：“領土和占有是地理與權力的問題。人類歷史的一切都是根植于現實之中的”。對于“帝國主義”賽義德作了這樣的定義:“在我這里‘帝國主義’一詞指的是統(tǒng)治遙遠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實踐、理論和態(tài)度。”賽義德在論述作為文化形態(tài)的小說時還指出，小說有著一種包容性很強的準百科全書性的形式。包含在它里面的既有高度有序的情節(jié)，也有建立現存的資產階級社會結構和它的權威和權力之上的一整套社會參照體系。
《大遼悲歌》也正是以野史、民間史、神話傳說等與正史相融的敘說方式，展開了以遼國與宋朝為二元核心的民間、市井、官場、朝廷等全景式社會掃描。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神道妖鬼時時嵌入質實的史實敘說之中，把施政大略轉化為生動的人事糾葛，以此建立自己對本土文化的審美和意義的重構，對文化大融合的本土認同。
（《大遼悲歌》王志國 團結出版社 2016年出版）
本季度的三部長篇小說都是鮮明的”東北風”之作，這并不偶然，而是遼寧作家立足本土、精心打造地方文學、追求文學的地標性、經典性的可貴努力。就如赫姆林.加蘭說：“藝術的地方色彩是文學生命的源泉，是文學一向獨具的特點。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個無窮地、不斷地涌現出來的魅力。我們首先對差別發(fā)生興趣；雷同從來不能吸引我們。”地方無限的差異性為作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豐富的素材、別樣的命運、經典的人生。而遼寧長篇小說佳作也勢必如山矗立，如潮奔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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