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是王桂榮永生難忘的一天，那時王桂榮正在讀初二。9月19日的早晨，當王桂榮上學走近教學樓前，一眼就看見墻上張貼著一張印有“九·一八”幾個大字的大海報，上面畫著一只寫有“日本”兩個字的大手，捂著一張東北三省的地形圖，地形圖上流淌著鮮紅的血……王桂榮終于完全地明白了，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我們美麗富饒的東北三省，三千萬中國同胞，從這一天起就淪為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亡國奴了。當時，王桂榮的眼前閃現出老師在課堂上講的法國作家都德寫的《最后一課》，王桂榮是淚流滿面。隨后王桂榮的眼前又閃現出了法國“圣女貞德”奮起抗擊侵略者的英雄形象，抗日的怒火在王桂榮胸中就燃燒起來了。從那一天起，王桂榮天天到圖書館翻看各地的報紙，看得最多的是《盛京日報》、《泰東日報》，還有天津的《大公報》、《北洋畫報》、《北平晨報》、《上海申報》。王桂榮巴望著中國政府出兵把日寇驅逐出東北，不久就大失所望了。王桂榮又寄希望與國聯（國際聯盟），他們曾經派代表到中國的東北做過調查。王桂榮還天真地以為國聯會主持公道，令日本人退出中國，結果又是讓她大失所望。王桂榮還寄希望于馬占山、趙尚志等抗日義勇軍，最后他們因彈盡糧絕，失敗而散……
日寇占領了東北三省以后，得寸進尺，進而侵占了熱河省。1932年出兵上海，1933年進攻長城的古北口……到了1935年，實際上控制了察冀兩省。日寇瘋狂侵華的罪行，激怒了中國億萬民眾，有一點愛國心的中國人無不義憤填膺，怒火中燒。王桂榮作為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參加了當時青島所有的抗日愛國學生運動，如紀念“五·七”國恥大游行等等。1935年“一二·九”運動終于爆發了，抗日愛國學生走上街頭要求政府抗日，王桂榮理所當然是積極的響應者和聲援者。那幾年，王桂榮為抗日戰士做棉衣、做手套、做制服……王桂榮的母親也是特別愛國的，也幫著縫制，做好了就拿到學校，捐給前方的抗日隊伍用。在學校，王桂榮還要編壁報，宣傳抗日。
1936年的秋天，王桂榮考上了山東大學。這年冬天，山東大學醞釀組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王桂榮熱烈響應并參加了。山東大學“民先”組建的第一次會議，就是在王桂榮家里召開的。當時，王桂榮還不知道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只是以為是一個抗日救國的組織。不久，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全國各界的同胞、軍隊團結起來一致抗日。號召全國總動員，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王桂榮認為這個宣言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心愿，表示堅決地擁護。由于王桂榮是“民先”的隊員，因此黨組織交給王桂榮的抗日救亡的工作，王桂榮都會不吃辛苦地去完成……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了，面對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華北危機，中華民族危機，舉國上下是群情激奮。當年11月，王桂榮和山東大學的一幫進步青年學生，決定從青島出發前去尋找抗日的隊伍，以實際行動打擊日本侵略者，挽救危亡中的中華民族。王桂榮那時天天鍛煉身體，就是十多個人圍繞著青島的馬路練習跑步，就是為了有一個強健的體魄，好出去抗日救國。出發尋找抗日隊伍的那天，王桂榮穿上了一雙新的棉鞋。從早走到晚，到了睡覺時，只有一個大通鋪，就王桂榮是一個女學生，同學們就讓王桂榮睡在最里面。那時候的學生都很單純，彼此之間都很有信任感，也是因為走了七、八十里的路程，累得都要快死了，倒頭就睡。等到睡醒一看，就剩下王良一個男同學了，他在等著王桂榮。
王良說：“大家都走了，就剩下咱倆了。”
王桂榮問：“他們往哪兒走了？”
王良說：“去了膠州。”
王桂榮說：“走了幾十里路，腳要命地疼起來，實在是走不動了。”
王良說：“不走不行啊，還得往前走。只有走，才能找到抗日隊伍。”
王桂榮說：“天亮再走吧？”
王良說：“不行，這就走。”
聽了王良的話，王桂榮就堅持著走，走到離膠州還有二十幾里路時。天黑了下來，實在是走不動了。腳痛得鉆心，王桂榮就坐在地上脫下鞋來看腳，腳后跟讓新鞋的釘子扎出血了。王桂榮簡單地處理了腳，又穿上了新鞋，就一瘸一拐地堅持往前走。因為是冬天，又是夜行軍，瞪大了眼睛也是看不清路的，看到前面是個白點踩上去，“噗嗤”鬧了個屁股墩，原來是走在了冰上。后來走到一條砂石路上，王桂榮實在是走不動了，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王良說：“王桂榮，你再不往前走，可就要當日本兵的俘虜了，咱能當日本兵的俘虜嗎？”
王桂榮說：“當日本兵的俘虜我就自殺，我可不能當日本兵的俘虜。”
王良說：“日本兵會讓你想活活不成，想死死不成，不想遭這樣的罪，還是堅持往前走。”
王桂榮說：“不行了，死活是走不動了。”
王良說：“你看前面有輛人力車，咱們趕上去。我給你租下這輛人力車，讓人力車拉著你有多好。”
晚上什么也看不清楚，王良又像哄小孩一樣，王桂榮就信以為真了，奔著人力車往前走啊走。走了一會兒，哪里有什么人力車？腳疼得實在走不動了?，F在王桂榮想想，大約還有五里遠的路程。
王良見到王桂榮不走了說：“王桂榮，我只得背著你走了。”
王桂榮說：“我是女生，你是男生，那可不行。”
王良說：“看見前面的燈光了嗎？那里就是縣城。”
王桂榮說：“不管是燈光還是縣城，腳鉆心地疼，實在是走不動了。”
王良說：“你不是說要革命到底嗎？你再走走試試。”
看到王良這樣哄王桂榮，還是那么的有耐心煩。王桂榮就想，不能影響人家了，疼也得走。走著走著就不是疼了，是麻木了，麻木就麻木，還是要往前走走走。走到縣城找到一家旅館住下，脫下新鞋一看，鞋里面是一大灘的血，腳掌上起了幾個血泡，才知道是鞋釘子扎的，是走路新鞋磨的。王桂榮就找到店家借來一把小錘，把露出來的釘子頭砸平，然后弄點洗腳水洗了腳，挑破了血泡，擠出了血水就睡下了。 那天又是走了七十多里路，真是又困又累??！第二天早上醒來，王良也不見了。他在王桂榮的身邊留下一張字條，上面寫著：“王桂榮，叫你也不醒，我就先走一步了。實在是對不起了，等一會兒找車來接你。”這時，王桂榮往身下一看，怎么把人家旅店的褥子給尿了？困得一點都不知道。面對著尿了的褥子，當時王桂榮臉就紅了，很害羞。王良說話算話，帶著高密游擊的隊員趕著車把王桂榮從旅店接走了。
王桂榮找到的是山東高密蔡家莊蔡晉康（青島解放時率部起義）的游擊隊，蔡晉康當時是蔡家莊高級小學校長，揭竿而起組織起了抗日游擊隊。當地的國民黨地主武裝也起來響應，就組成了這支游擊隊。蔡本身沒有黨派，但他的隊伍里有兩個共產黨員，一個是周汝峰（建國后任過東北人民教育部副部長、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一個是諸城高小的校長王紹云，帶著十幾個學生參加了游擊隊。王桂榮這是第一次接觸到共產黨人，親耳聆聽他們的教誨，當時很有啟發。在這支隊伍里，有來自山東大學的學生，有來自北平的學生……有20幾個在河南上中學的高密縣來的中學生，暑假放假回來，聽說青島的學生來到這里搞抗日，也都來參加了。帶領老女排五連冠的國家體委領隊陳亮，港澳辦主任李厚，國家郵電部的部長趙爾剛也在游擊隊里面。開始時有七、八十人，后來逐漸地增多，合起來一共是108人，就號稱108將，全是進步的學生。
王桂榮這些學生兵到了以后，女學生被分配到政治部工作。像男學生楊戰滔（原吉林省常務副省長、人大主任）、陳亨石（原武漢軍區保衛部部長），這些身體好的都分到了連隊，身體不好的留在了政治部，有的發了一支槍，有的連槍也沒發。當時是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因此國民黨武裝也是抗日的。送王桂榮到政治部去的叫張剛，是個北京來的學生，共產黨員，很會畫畫，畫了一張抗日大宣傳畫讓王桂榮舉著。王桂榮的同學胡家珍還主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張茂桐（建國后教育部的一個司長）演了那個老頭。大家都是一腔熱血，為了抗日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了。王桂榮這個實在不會演的，天生就不是那塊料的，就負責搞墻報，參加大合唱。
不久，日本的軍隊占領了青島，王桂榮在蔡家莊實在呆不下去了。因為這里是鐵路線上的一個站，日本的軍隊隨時都有可能來，危險性十分大，王桂榮就轉移到了諸城縣。由于母親有病過世，父親已經娶了繼母。為了躲避日本人，繼母帶著三個弟妹回到諸城老家，只有王桂榮父親在青島留守。大妹王桂鳳從家里跑來找王桂榮，非要跟王桂榮參加抗日不可。當時她才只有十三歲，但人長得很高，也很漂亮。王桂榮覺得她太小了，沒法行軍打仗就沒有同意。身邊的同志就表態了，我們背她也背走了，就這樣把她留下了。
1938年初，日本的軍隊進占了諸城，王桂榮又跟著部隊轉移了。這年的1月，王桂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王良是王桂榮的入黨介紹人。有一段時間，王桂榮并不愿意加入黨組織。記得是1937年7月，王良第一次來到王桂榮的家里發展王桂榮入黨，王桂榮認為自己不夠格，因為黨員要有鐵的紀律，王桂榮怕遵守不了就拒絕了。還說王桂榮可以一輩子做黨外的布爾斯維克，和共產黨一條心走一條路。由于天天行軍打仗，王桂榮很英勇，組織上認為王桂榮經過戰斗的考驗，夠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了，所以再一次來發展王桂榮。確實的，這時王桂榮對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覺得共產黨領導人民抗日救國，要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公正、自由、平等的理想社會，這是王桂榮追求的目標。因此王桂榮應該入黨，為這個黨的理想而去奮斗。
一天，王桂榮同3個女同志睡在一鋪炕上。王桂榮入黨了就比較興奮，正在興奮和幸福時，吳倩鉆進了王桂榮的被窩。
吳倩小聲說：“王桂榮，我入黨了。”
王桂榮也小聲說：“吳倩，我也入黨了。”
吳倩就高興地掐王桂榮，王桂榮就回敬了她一下。那時入黨是秘密進行的，是不能說出口的。但當時王桂榮和吳倩都高興地說了，雖然違背了的黨的紀律，但也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了。
正月十五的時候，就發現國民黨頑固派對王桂榮這些黨員不好了。黨組織領導感到沒有槍不行，自己必須有自己的武裝，才能保衛自己，堅決抗日。領導就把王桂榮找去。他們知道王桂榮有個同學在招賢鎮上住，讓王桂榮去動員這個同學，她的家里有武裝，讓她動員家里把武裝獻出來。組織上就派王桂榮帶上兩個人來到了招賢鎮，來到了王桂榮的同學家。這是一個很大的地主莊園，王桂榮的同學是國民黨五十七軍軍長于學忠的家族。這個同學比王桂榮小上一班，王桂榮在學校是比較有名的學生，因此兩個人很熟。她的家里熱情地接待了王桂榮，還送給王桂榮一雙皮鞋和一件毛衣。
同學對王桂榮說：“我不能參加抗日，你抗戰就穿著吧。”
王桂榮說：“我不是來穿皮鞋穿毛衣的，是想要你家的槍支，如果能捐獻出來，就能為抗日貢獻力量了。”
同學想想說：“這我可說了不算，容我想想辦法。”
那時王桂榮想得太簡單了，只要是抗日救國，就應該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哪里知道僅憑王桂榮一個19歲的小姑娘，去找同樣小一個年級的小姑娘，哪里拿得來地主的武裝。那時的領導也是比較天真的，因為都是知識分子，就是不知道社會上的復雜性。結果是住了半個月，沒有什么結果可言，組織上就派人把王桂榮和兩個同學接走了。
王桂榮在同學家住了半個月。這期間，游擊隊里發生了問題，國民黨頑固派一天早上起來，把六、七個女同學用繩子捆了起來，關進黑屋子。這是政治部里的國民黨人干的，政治部主任就是國民黨的一個頭兒。他們已經挖好了坑，打算把男的全部活埋，把女的脅迫做他們的小老婆。情勢十分危急，當時政治部的秘書王紹云還沒有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他一聽說這樣的情況，立刻跑去報告了周汝峰。周汝峰和伍志剛等幾個黨支部成員一起研究，決定去找蔡晉康解圍。幾個人找到了蔡晉康，就提出了怎么辦的問題？
蔡晉康說：“既然是這樣了，我也無能為力了。留下你們他們不干，留下他們你們就必須得離開。你們留下有危險，我要把你們禮遇出境。”
經過黨組織的研究，決定是不能留下了。于是，108人都撤了出來。當時，王桂榮正在苔縣的招賢鎮，就與接王桂榮的隊伍會合了，開始往徐州疾馳。這是二月份，正是嚴寒的冬天。王桂榮沒有軍裝可穿，同志們也是穿的五花八門，還要打著旗子行軍。一路上，一些老百姓見到王桂榮和同志們，還以為是土匪的武裝，都躲著走。白天有日本飛機的轟炸，王桂榮和同志們不敢走路，大多都是夜間行軍，一天至少要走八、九十里路。走不動的用獨輪車推，累的就別提了，一邊走著一邊打瞌睡，走著走著困的停了下來，后邊的人就會推你。王桂榮當時是婦女班的班長，沿路還要當啦啦隊鼓著勁兒，唱著自己編的“108歌”。一唱就有精神了，腳步就加快了。行軍時還有另外一個辦法，夜里走路快要困倒了，拿一塊冰塞到你的手里說：“日本鬼子投降了。”一激靈人就會醒的，走幾步又是不行了……有一次休息一會兒，躺在地上就睡，睡完就起不來了，原來頭發凍在地上。到了一個地方住進學校，鋪上麥稈就是一個睡。沒有錢吃飯，王桂榮這些城里來的學生家境比較好的，就把個人的錢拿出來供大家用。沿路上有一支國民黨的部隊愿意收留，王桂榮和同志們沒有答應繼續往前走，目標就是奔往徐州，去找黨的組織。走到山東臨沂時，餓得慌啊，遇到了個賣包子的，是素餡包的包子，包子餡用的是韭菜、雞蛋、粉條。以前在家吃素餡包子，都是用蘑菇、菠菜等高檔的菜蔬做餡，吃起來很有口味兒的。素餡包的包子，沒有味道兒，在家是不包著吃的。這回遠遠聞到就香的不得了，吃了從來就沒有那樣的好吃過。經過千辛萬苦，王桂榮和同志們終于到達了徐州，住在一個中學。108人都想參加軍隊抗日，是國民黨的正規軍，是萬毅的部隊，可以收留。但部隊上有一個條件，只收男兵，還要身體健壯的，到了部隊就發槍發軍裝，女兵一律不收。經過黨組織商量決定，男的文化高的，身體不好的留下來，加上女學生組成巡回抗日宣傳隊，歸編到山東省政府的下面?？紤]到宣傳隊是在敵后，像王桂鳳這樣的女孩太小了，老跟著走也不行，就把三個年紀小的女孩讓賈濤的家人（剛從延安回來）負責，送到延安去學習。望著妹妹就要走了，王桂榮的心里很不好受。剩下王桂榮和幾個女生就和十幾個男生，一共有20來個人，都不會什么表演啊？正好當時著名演員張瑞芳、陳光亞組織的山東省教育廳抗戰移動劇團也住在那個中學，他們都是專業的演員。張瑞芳還是藝校畢業的，在北京和崔巍演過《放下你的鞭子》，在全國很有名氣的。陳荒煤是個文化人，會寫劇本，算是個才子。榮高棠說相聲、快板，說的可好了。王桂榮參加的巡回宣傳隊的隊長是周汝峰，副隊長是吳倩。吳倩是北京的中學生考上山東大學的，和葉群、張瑞芳是同學。于是，王桂榮就跟著抗戰移動劇團學習，向他們討要歌片，讓人家教怎樣演戲。
宣傳隊每到一個地方就搭上舞臺，唱歌跳舞搞壁報宣傳抗日。當時的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原來是青島市的市長，認識王桂榮的父親。有這些大學生給他宣傳抗日，他覺得很好。當時王桂榮見到他時，就提到了王桂榮的父親，他還拍拍王桂榮的頭，顯示出很親近的樣子。當時搞到武器很不容易，搞不到槍，部隊就沒有辦法上抗日前線。后來搞到了槍，就發給了大家。女同志是馬槍，男同志是日本的三八大蓋，這些武器是從軍閥的手中買來的。王桂榮對槍特別地愛惜，一天就是擦啊擦啊，把槍擦得锃亮，怕進去雨水和灰，到時打不響就尷尬了。為了美觀，王桂榮和女同學還弄了條紅頭繩系在槍上。但是光靠幾支槍也不能抗日啊，也不懂得怎么打？而那支國民黨的部隊也是不打，一見到日本兵就撤就撒開腿跑。王桂榮看這樣下去可不行，你們要是打日本，王桂榮可以給你們鼓鼓勁兒?？墒悄銈兝鲜沁@樣的逃跑逃跑逃跑……但是王桂榮還是上不了前線，只能是干著急。王桂榮就想了，按照黨組織的要求，把他們改變成抗日的武裝，就去做工作了，但是工作做不了。他們口頭上說的比什么都好聽，可到時候見到日本兵還是照樣地逃跑。于是，黨支部就開了專門會，覺得還是要另想辦法了。當時聽說在魯西北的聊城，共產黨的力量比較大，那里的專員都是進步力量的專員，好多土匪的游擊隊都轉變成了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于是，王桂榮和戰友們就離開了徐州來到聊城。
由于日軍開始大掃蕩了，宣傳隊就分開了，王桂榮隨一部分隊員來到了泰西。段君毅（建國后任過北京市長、鐵道部長）率領的我黨抗日武裝——泰西抗日自衛團就在這一代活動。段君毅是團政委，也是泰西的地委書記。面對著當前的形勢，我黨向泰西地區專員郁仁治要了三個縣長的名額。在沈鴻烈的督促下，郁仁治不得不辦了。黨組織就委派20多歲的周士亨當上了平陽縣的縣長；30多歲的周汝峰當上了東平縣的縣長。王桂榮后來的丈夫于會川當上了肥城縣的縣長。王桂榮被安排到于會川縣長的身邊當上了秘書。當時縣政府工作人員都是年輕人，司法科長是中國大學的學生，教育科長是山東大學的學生，王桂榮是秘書兼辦公室主任。每個人每月是一塊五角的津貼費，買點牙膏，買點肥皂，買兩個雞蛋，再買點花生吃也就沒了。
周士亨和周汝峰兩個人由于是知識分子，沒有什么斗爭經驗，當上了縣長沒幾天就暴露了共產黨員的身份。郁仁治毫不客氣，就把兩個人革職了。于會川是東北講武堂出身，由于年齡大一些，有著豐富的對敵斗爭經驗。郁仁治對他的工作很滿意，才得以幸存下來。王桂榮當時只是知道，于會川是遼寧省黑山縣人，在東北軍中任過職，還曾經擔任過東北抗日義勇軍第三路軍司令，第十二路軍的總司令。在家鄉遼西一帶堅持過抗日，最后彈盡糧絕，國民黨又不給發槍，又不給發子彈，實在是沒有辦法了，于會川就跑到南京去請愿了，也是無濟于事……還知道于會川從親身的抗日實戰中體會到：要想堅持抗日的游擊戰爭，必須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必須有充足的武裝，沒有武裝力量則一事無成，徒有抗日的愿望達不到目的。只有堅持持久戰就能取得勝利，革命的實踐使于會川形成了比較成熟的革命軍事思想。1932年，于會川在北平接受《北京晨報》采訪時，就闡述過這種革命的軍事思想觀點，這和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觀點是一致的，是同出一轍的。于會川在采訪中指出：“義勇軍之苦斗對于倭寇侵略東北之影響是：一、只要民眾都動員起來，日本帝國主義是能夠打敗的，全國的軍民都不要有恐日的心理。每個縣要是動員起來1萬人，則僅遼寧一省就能動員起來59萬人。日寇要防御這樣義勇軍的活動，至少需要118萬人的兵力。即使日本武器精良，至少也需要59萬人的兵力。日本哪里出得起這么多的兵源和軍費？若果真是這樣，將使日本民窮財盡，自取滅亡；二、相信義勇軍激于義憤而為自己行動，故能任俠尚義，吃苦耐勞，團結戰斗，不易摧毀；三、義勇軍皆是當地的土著，熟悉地形地物，善于運用不規則的戰術（游擊戰術），出沒無常，聚散無定。敵人在明處，義勇軍在暗處，敵新式武器不能發揮其作用。”據此，于會川認為中國的抗日前途是光明的。由于于會川對敵斗爭經驗豐富，把國民黨對付得服服帖帖的，武裝力量上邊的總頭頭也讓于會川對付得順心如意。還因為于會川有軍事指揮的才能和經驗，他們都十分佩服和贊賞，當時王桂榮知道的就是這些。不久，于會川就把縣里的武裝組織起來了。王桂榮跟在于會川的身后，也學會了統戰工作。從1938年8月始，于會川接任縣長，到了11月，他就把國民黨地方的中層領導全都撤換掉了，做法就是明升暗降。由于許多要害位置都換上了我黨年輕的可靠的干部，真正的武裝力量實際上被我黨掌控了。于會川在每個連都派上了指導員，實際指導這個連的工作，黨支部也就建立在了連上。
1938年8月，在山東肥城的嚴磨莊。這里是個盛產桃子的好地方，桃子肉細汁多味甜，全國聞名遐邇。滿清時，桃子是給皇帝進貢的。當時，這個地方是抗日的敵后根據地了，日軍來了，打一下就跑回城里，主要是我黨活動的地方。一日，日軍又來掃蕩，泰西自衛團和日軍在嚴磨莊展開激戰，那次戰斗打得慘不忍睹。我們的部隊犧牲了不少人，也傷了不少人。當時王桂榮是肥城抗日政府戰地工作團的團長，也參加了這次戰斗。還有陰法唐（建國后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將軍，也參加了這次戰斗。王桂榮帶著人救護傷兵，當時沒有消毒的藥水，只能用鹽水清洗流血的傷口，傷兵們疼得哭爹喊娘，聲音滲人，開始王桂榮都不敢弄。
還是這個8月，王桂榮在張立莊辦訓練班。王桂榮是班主任，學員都是當地的小學教員。王桂榮就吃住在老百姓的家里，當時于會川也住在這個莊里。一天半夜，突然聽到機關槍“噠噠噠”地響了，平時都說“拋頭顱，灑熱血。”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可當機關槍真的響了，就都下意識地跑了，王桂榮也下意思地跑出了老百姓的家，還是漫無目標地跑著。王桂榮跑著跑著，就覺得不對勁兒了，就開始往回跑了?？爝M村子時，遠遠就看見了于會川。于會川戴著一副近視眼鏡，張立莊的維持會長把于會川當成了日本人，舉著日本小旗來歡迎于會川。
維持會長說：“歡迎，歡迎太君的到來。”
于會川看著維持會長的奴才相，氣壞了怒斥說：“你們在歡迎什么？我是抗日政府的縣長，什么太君太君的？你個混賬東西。”
維持會長見到于會川發火了，嚇得點頭哈腰地跑回去了。王桂榮跑過去，發現于會川還在那兒發火。因為當時人都跑光了，于會川的身邊只剩下兩個警衛員，其中一個是張晉（建國后任北京軍區后勤部裝備部部長）。張晉原來是個學徒的，來到于會川的身邊當上了警衛員，當時他只有十五、六歲的年紀，就是牽馬、喂馬、做飯，照顧縣長的飲食起居。
王桂榮叫了聲：“于縣長？”
于會川問：“你們的人都跑到哪里去了？”
王桂榮攤開雙手說：“我不知道啊。”
于會川就寫了張字條給張晉說：“你去找人，找到了就告訴他們，在哪個山頭上集合。”張晉走了。于會川見王桂榮愣在那里說：“你還愣著干什么？趕緊去找人。”說完，貼在王桂榮的耳邊，說出了那個集合山頭的名字。
王桂榮和張晉分頭去找人了，就找到了部隊上的人。按照于會川的整體部署，準備夾擊和消滅敵人。這時，日本兵離于會川、王桂榮所在的地方還有10里路遠，見到我們的部隊沒有截擊他們，他們就心虛了，打了半天的機關槍，見到沒有什么動靜，以為我們早就有了準備，要包圍消滅他們，也就再也不敢往前走了，就跑回城里去了。
經過這次經歷，王桂榮特別地佩服于會川了。當時于會川可謂是單槍匹馬，身邊只剩下兩個警衛員，如果日本軍隊一下子包圍上來，抓住于會川也是沒有辦法的。但是于會川方寸不亂，沉著冷靜，調兵遣將，指揮若定，轉危為安，卻是有頭腦，有膽量，有經驗。王桂榮這個學生兵，第一次見識到了具有卓越軍事指揮才能和膽魄的指揮官，哪能不敬佩的呢？
王桂榮經歷的另外一次戰斗，應該是一場遭遇戰。那天，王桂榮白天行軍，走著走著就碰上了日本兵。當時，縣保安隊有一個團的兵力，還有一個特務連，相當于一個營的兵力，連長是郭躍齋（建國后任商務部部長）。郭月齋當時不是共產黨員，只是一個黨的積極分子。郭躍齋和當地很有勢力的民團組織“紅槍會”的頭頭關系特別地好，還是親戚。郭月齋還有點文化，是“紅槍會”的軍師。我黨搞統一戰線時，就把這些當地的民間組織頭子都團結到了身邊來抗日，他們天天和王桂榮所在的部隊一起行動。他們的頭兒不知道于會川是共產黨員，只知道他是在抗日，是國民黨縣政府的一個縣長。記得當時我黨和肥城國民黨動員委員會的主任作林村也開展進行合作了，共同抗日。到了1938年秋天，這支抗日武裝就算改造成功了，挺有戰斗力的，是我黨一支不可多得的武裝力量。那次的遭遇戰一直打到了晚上，王桂榮帶著20多人的訓練班學員，作為戰斗的后備力量走在最后面。這些人都是當地的知識分子，就和于會川在一起行動。突然，日軍的機關槍掃射過來，一下子就把訓練班的一個學員打倒了，王桂榮跑上去要拉他。于會川一把把王桂榮拉到溝底，王桂榮感到當時的力氣很大很大。
于會川說：“你要找死?。?rdquo;這時只見槍子落在溝沿上，把土打得飛了起來。于會川又說：“機關槍打出來是扇子面。機槍不同于步槍，一槍一個子兒，是在掃射，命中率很高的，你就是不要命了？”
那次戰斗，王桂榮帶的訓練班一共傷亡了二、三個學員。這場遭遇戰也是一直打到了黃昏。敵人見到天色已晚，再打下去撿不到什么便宜了，就退回了城里。
還有一次碰到日軍打炮，炮彈從王桂榮的頭上過，炮彈“吱”的一聲就過來了。王桂榮嚇得不由自主地低下了頭，于會川看著王桂榮就笑了。
王桂榮說：“你笑什么？”
于會川說：“你可真是的，當你聽到炮聲時，炮彈早從你的頭上飛過去了。在學校沒學過物理嗎？聲音走得慢。”
1938年的9月末的一天，由于郁仁治已經發現于會川是共產黨員了，知道部隊掌控在共產黨的手里了。郁仁治就寫信給于會川，要和于會川在演馬莊會面，妄圖以統一軍令政令之名，假借扣留上繳糧款為由，向于會川發難問罪然后除掉。于會川就向泰西地委書記段君毅做了匯報，然后帶著一個連的兵力和兩個警衛員就出發了。當時是以搞演習的名義，開赴到演馬莊的。部隊接近演馬莊時，遇見了郁部的一個班哨，經過一番盤問才開始放行的。于會川帶著部隊來到街內，就停在了郁仁治駐地的門口。戰士們唱著抗戰救亡的歌曲，嘹亮的歌聲和兵臨城下的威勢，震撼著居心叵測的郁仁治。于會川帶著一個警衛員進入了郁仁治的司令部，院子里像是有伏兵。郁仁治一營的韓營長荷槍實彈，氣勢洶洶地站在院子中間迎接于會川。
于會川問：“韓營長，郁專員可在？”
韓營長說：“在，在。請，在西屋。”
于會川走進郁仁治待的屋子，敬了個標準的軍禮，并報告說應召而來了。此時再看郁仁治，是既不抬頭也不讓座。這種尷尬的局面持續了幾分鐘，郁仁治終于開口了。
郁仁治說：“你來了？”
于會川說：“來了。”
郁仁治說：“你為什么扣留應上繳的糧款啊？”
于會川就質問郁仁治說：“我們是歸你領導的抗日武裝，五、六百人要吃飯要穿衣。你們好幾個月不給一分錢，一粒子彈，叫我們怎么抗日？”郁仁治被問的張口結舌，無言以對，臉色鐵青。于會川咄咄逼人地說：“郁專員，請給我們發糧、發餉、發彈藥，否則，我們就難以堅持抗日了。”
郁仁治說：“別的沒有，就給你們兩百顆手榴彈。”
于會川冷冷一笑說：“郁專員，這太少了？”
不管于會川怎么說，郁仁治就是給了兩百顆手榴彈，其余的一毛不拔。兩百顆手榴彈，于會川也不嫌少，就派人搬了出來。于會川帶著部隊返回了駐地，結束了這場鴻門宴。回來后發現新縣長田家賓已來接替他了，但由于我黨掌控著部隊，田家賓只收到一個大印，一桿槍也沒有讓他拿走。
1938年11月20日，郁仁治露出了反共的真面目，集中了上千人的兵力，向我大峰山獨立營發起了攻擊。中共泰西特委決定堅決反擊，立刻命令于會川帶著部隊增援獨立營。于會川帶著部隊連夜急行軍，從老僧臺趕到平肥公路以北的團瓢莊。這時，獨立營已經和敵人打響了。于會川立刻命令部隊攻下了一個山頭，從南面完成了對郁部的包圍堵擊。當時郁仁治的司令部設在五眼井，控制著周圍的幾個山頭。大峰山是郁部控制的制高點，控制住此山決定著這次戰斗的勝負。此山山高路險，一條羊腸小道已被郁部控制住了，從正面進攻是不可能的。于會川找到了一位牧羊老人，牧羊老人聽說面前的是于會川，是在打郁仁治，二話不說立刻答應帶路，直接插到山上。于會川抽調出精明強干的20名戰士，由隊長牛順山、指導員孫新民率領，沿著一條狹窄的山溝，穿過一個掩蔽的山洞，突然出現在山頭上。這時在于會川的指揮下，正面部隊發起佯攻，將敵人引向山下，上下夾擊將敵人消滅了。戰斗的有利形勢立刻向我方傾斜了，獨立營也開始進行反擊了，我黨領導的自衛團也趕到了，他們占據了黃巖莊，殲滅了敵人一個主力連的大部。至此，郁仁治為避免全部被殲，天黑后借著夜幕掩護全力突圍。郁仁治在突圍中受了重傷，結果死在了東阿醫院。
最驚險的一次戰斗，是1939年的一次突圍戰。八路軍115師在平型關戰役中重創了日軍后，日軍要報復八路軍，就在山東省雷成縣陸方村圍住了115師的司令部。當時，王桂榮正在115師的司令部。司令部僅僅有個警衛連，建制也不夠。還有游擊隊邢仁卜的一個支隊，全部被日軍包圍在一個山谷里面。四周的山和山頭之間的路全部被日軍占領了，日軍揚言八路軍插翅難逃。日軍圍攻了一天一夜，王桂榮和同志們是要吃的沒吃的要喝的沒喝的，就睡在梯田的土堎上，還有的睡在墳丘子的中間，渴得喝臉上流下來的汗水。警衛連連長一見就急了，穿著繳獲的日軍軍服，騎著日本的高頭大洋馬，舉著日軍戰刀，一下子沖到日軍的當中，沒等日軍反應過來就是一陣子亂砍。等到日本鬼子明白過來，他已經跑了回來，令人十分解氣。
記得部隊是趁著夜黑頭開始突圍的，那真是一個漆黑無月的夜晚，伸手不見五指。被日軍包圍的人要分散走，幾個人為一組，說好了到一個地方集合。為了突圍出去，王桂榮把母親留給她的金表就地埋了，后來再也沒有找到。被子、毯子也扔了，當時是懷了死的決心，要是走不出去，就留下一顆子彈給自己。連生命都不要了，丟點財產算得了什么？但一些有經驗的老戰士，還是帶出來不少的東西。王桂榮和地委組織部長陳光（建國后第一任廣州軍區司令員），還有一個姓魏的女同志三個人一組，從山間慢慢地往外摸，摸到一戶人家找點東西吃了，又換上了老百姓的衣服，終于來到了寧陽的集合地。地委機關的人突出來了，但是在突圍中死傷了一些戰士和老百姓。事后，日軍大肆宣揚說115師司令部被他們全殲了，其實不是這樣的，他們是連一個人都沒有抓到。記得在那次突圍中，115師司令員林彪有病沒在前方，政委羅榮桓帶著一部分部隊先走了一天，根本就沒有在包圍圈的里面，當時的代理司令員是陳光。王桂榮為什么知道的這樣詳細呢？前面不是說了，因為當時王桂榮就在師部。羅榮桓政委的毛衣壞了，他的愛人不會織，還是王桂榮用毛線給補上去的。
由于八路軍115師的到來，當地黨領導的隊伍就壯大了，就接受了改編，改編成八路軍山東縱隊六支隊，段君毅任司令員。六支隊下設三個團：一團團長劉興；二團團長陳衡；三團團長于會川。后來，于會川又調到六支隊任參謀長。王桂榮當時在三團當組織股長。一個支隊有2000人，一個團約有500人。這支部隊就活動在膠東一帶。當時活動在這一帶的，還有山東縱隊五支隊司令員許世友的部隊。在成立六支隊之前，段君毅司令員就找到了王桂榮。
段君毅說：桂榮，部隊要改編了。要不然你和于會川同志結婚，要不然你就調出來了。
當時，因為王桂榮經常和于會川在一起活動，于會川也向王桂榮示愛過，就有不少的人傳言王桂榮和于會川在談戀愛。那是于會川37歲，王桂榮才21歲，年齡相差懸殊。王桂榮知道在我們的部隊里，還有幾個白馬王子愛慕著王桂榮。為什么敢這樣說呢，說起女大學生來，在泰西就王桂榮一個人，說不是蔥花也是蔥花，在找對象上還有不傲氣的。
王桂榮就對段君毅說：“好吧，那就調我走吧。”
段君毅和王桂榮談完了話，就和于會川通了電話，看上去表情很不愉快，不知道于會川在電話里說了些什么？
要說王桂榮呢，那時和于會川的關系挺好的，愛慕是愛慕，但從來沒有想過個人的事兒。當時，王桂榮和宣傳隊的年輕人，經常在一起聚會，用每個月少得可憐的津貼費，買花生大家在一塊兒吃。因為王桂榮是于會川的秘書，看于會川工作的那么艱苦，照顧首長是應盡的責任啊！再就是在肥城經常地打仗，那里是丘陵地帶，有一次于會川從半山腰掉到山底下去了，摔壞了腿就不能走了。行軍時兩個戰士用一把椅子抬著。當時沒有護士，警衛員還要做飯、喂馬。換藥，洗腿就得王桂榮干了。每天晚上，要用當地醫生弄來的藥水洗腳，然后糊上藥用繃帶包上。其他的女同志不如王桂榮和于會川熟，王桂榮覺得是義不容辭的，本來這就是王桂榮的責任……于會川長著瘦高個，高有180公分，戴著眼鏡，話語不多，文質彬彬的，像個大學教授。但他真的是比較嚴肅，不茍言笑，讓人望而生畏……王桂榮一邊往回走著一邊想著，就來到了于會川的身邊。
王桂榮對于會川說：“于團長，對不起了，王桂榮就要調走了。”
于會川得到證實愣了一下：“啊！”接著就不說話了。
行軍到了一個地方宿營，于會川蓋上被子蒙頭就睡。正好抓住了一個敵人的奸細，有個戰士前來報告。
戰士報告說：“報告于團長，抓住一個敵人的奸細該怎么處理？”
于會川問也不問說：“槍斃，槍斃。”
王桂榮在旁邊聽了大吃一驚，這不是拿人命當兒戲了？審都不審就槍斃，那怎么行，槍斃錯了怎么辦？王桂榮看出了于會川的不高興，以往每一次行軍到了一個地方宿營，他都要部署工作，和同志們說說話，然后看著晚了才能去睡。
王桂榮說：“于團長，這樣做太不像話了，你這不是在草菅人命嗎？”于會川聽了也不吭聲，依然蒙著不肯露頭。報告的戰士見到了這個情況，就嚇得不敢說話了。王桂榮就對戰士說：“你先別急，事情總是要解決的。你看于團長的身體不好，你還是……”戰士聽到王桂榮的話，找到臺階下就出去了。王桂榮說：“于團長，你怎么能這樣做事呢？”
于會川說：“你別管。斃了就斃了，斃了省心。”
王桂榮說：“你這樣做就是不行啊。”
于會川就不再說話了，翻身就起來了。于會川瞪了王桂榮一眼，就到外面去處理事了。王桂榮知道，于會川是對付那個奸細去了。
1939年初，是王桂榮思想矛盾最糾結的時候。王桂榮常常在心里想，和這么個人結了婚，等到抗戰勝利了，同他回家省親，對家長、同學、親友可怎么交代呀？再說了，抗戰剛剛開始不久就結婚了，這也太不像話了呀？可話說回來，王桂榮也是挺佩服于會川的，有時也表露出來過。于會川的才干、經歷、表現、品德、人格、外形都是不錯的，無可挑剔的。后來細想起來，也是因為有了這些基礎，王桂榮才和于會川結婚的，否則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也許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吧。這里面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那時戰爭挺殘酷的，經常打仗，說不一定哪一天就犧牲了，能不能回家還不一定呢？咳，就算了吧，就答應了于會川吧。出于這樣的意念，王桂榮就同意和于會川結婚了，于會川的臉才由陰轉晴了。
王桂榮和于會川的婚禮非常簡單，既沒有舉行什么儀式，更沒有什么酒席宴請。那時于會川雖身為縣長，但他個人的財物，僅僅只有一條半舊的花格毛毯。記得王桂榮結婚的那個莊子叫固留莊，房子的主人叫謝光臨。還記得副團長劉繼河是個當地人，很關心于會川的健康，怕冬天凍壞于會川的身體，借著于會川結婚的機會，將自己的一件狐皮筒子取出交給裁縫，為于會川縫制了一件軍大衣，親手送給了于會川。對此，于會川非常的感動，試穿一下，很合體，很暖和。最后，他還是婉言謝絕了，將這件漂亮的大衣送還了原主。王桂榮和于會川只是在部分同志之間宣布一下就結婚了，真的是什么也沒有，就住到了一塊兒。
有個同志曾經這樣問王桂榮：“王桂榮同志，你真的和于團長結婚了？”
王桂榮說：“是啊，是啊。”
他說：“我不信，我不信。”
王桂榮說：“是真的，是真的了，不信也得信了。”
當時三團的一個宣傳股長對王桂榮挺好的，原來知道王桂榮是不同意這門婚事的，因為王桂榮和他說過這件事。他還曾經勸過王桂榮，要王桂榮從大處著想，從小處著眼，就和于團長結婚算了。因為他看到了于會川在鬧情緒，這樣長期下去會影響工作的。可是，一旦王桂榮和于會川真的結婚了，他還就有點不相信了。還有一些年輕的小同志也不相信這個事是真的，就紛紛前來打探消息，問王桂榮是不是真的和于團長結了婚？
王桂榮鄭重其事地對他們說：“是真的，我們就是夫妻了。再說下去，我們就是革命伴侶了。”
下面有兩件事要說：一是在固留、牛家莊地區反掃蕩戰斗中，斃敵30余人。在戰斗的空隙，警衛員張晉在山坡上見到了許多剛剛長出一寸多長的花椒，心想花椒是做菜用的香味調料，這么嫩的花椒芽一定能食用，就摘了一把帶回了駐地。用自己的幾個零用錢買了十幾個雞蛋，炒了兩盤。一盤送給首長下飯，一盤留下自用，吃起來的香味無比。于會川是一口也沒有吃，還告誡王桂榮，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有一條，叫做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以后不許采摘花椒葉了，這樣做是違犯部隊紀律的行為。二是說說那個縣長田家賓，依仗著自己的武裝力量，到處和我黨的部隊搞摩擦，而且是愈演愈烈了，直致他縱容部隊搶劫民財，毆打基層干部，甚至強奸婦女，激起了群眾的公憤。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經中共肥城縣委研究，并經中共泰西特委批準，在肥城全縣范圍展開了“驅田運動”，誓把田家賓趕出肥城。到1939年末，田家賓在肥城待不下去了，帶著他的殘部跑到津浦鐵路以東去了。田家賓逃跑以后，肥城經過士紳和區、鄉鎮長座談會，又選出于會川為肥城縣的縣長了。
1940年，就在王桂榮快結婚一年時，六支隊改編成正規部隊，成為了八路軍115師的一部分。這時，于會川任六支隊的參謀長，司令員是張北華（建國后任過徐州市委書記、甘肅省委常委）同志，政委是段君毅同志。改編后，組織上要求于會川帶一部分人馬留下來，繼續招兵買馬擴充隊伍，組成了魯西支隊，于會川任支隊司令。魯西支隊的任務是跟著魯西地區行政主任公署活動，一方面保衛魯西公署的安全，一方面繼續與魯西地區的日本鬼子展開游擊戰。因為正規軍一般不要女同志，王桂榮就調到魯西行政公署文教處當宣教科長了，算是離開了朝夕相處的部隊。魯西行政公署的主任是蕭華（解放軍上將、任過空軍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20多歲，副主任是段君毅。蕭華是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的主編。毛澤東主席當時最器重的兩個年輕人：一個是蕭華，另外一個就是黃敬（俞啟威，建國后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兼機械工業部部長、天津市市長）了。王桂榮的直接領導，是處長管大同（建國后任國家工商管理局局長）。那幾年，由于形勢在不斷地變化，王桂榮的工作也在不斷地變化，先后擔任過泰西地委婦女委員；泰西行政公署秘書；長興地區婦女委員。同萬里的愛人卞濤、張慎先（建國后任北京大學校長、教育部長）的愛人朱風在一起工作。三個女同志搞著婦女工作，王桂榮還算是個頭兒。在任魯西行政公署秘書時，王桂榮就懷孕了，反應特別的重，惡心嘔吐不算，還不愿意吃飯，甚至不能聞做飯的味兒。有時騎在馬上，都會虛弱地掉下來。當時和于會川不能在一起，于會川整天行軍打仗是到處走，好幾個月才能見上一面。當時王桂榮也不知道自己懷孕了，以為得了什么重病，就去看老中醫，老中醫說王桂榮有喜了。有喜了是有喜了也是好事，可王桂榮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就是覺得成了機關的累贅。王桂榮就去向副主任段君毅請假，要求回青島老家生孩子。段君毅知道王桂榮說話不是當地的口音，在老百姓家生孩子間壁不了，考慮了再三準了假。組織上批準同意了，王桂榮就踏上了回青島的路程。
臨出發前，魯西與敵占區有聯系的人給王桂榮買了一些土特產，諸如魯西的豆皮等，準備帶回家去做見面禮。組織上找來了人和馬車，把王桂榮送到了一個縣，然后王桂榮自己再去濟南。王桂榮當時穿著一件陰丹士林布的褂子，穿著一雙膠底鞋就上了路。原來穿的一身當地土布做的藍褲藍褂舍不得扔掉，就放在了馬褡子里。山東地區家家戶戶都有馬褡子，是給外出上學的人裝東西用的，都是用白色的粗線織的。王桂榮一個人從濟南坐火車去青島，結果人生地不熟上錯了車，上了去徐州方向的車?？斓教┌舱镜囊粋€小站時，大約離濟南120里的地方。車上就開始檢票了，王桂榮才知道上錯了車，就在小站下了車，準備往回返。這時，已是午夜12點了，車下面到處都是日本憲兵。王桂榮找到了一個車站上的人，編了一通情況，這個人真不錯還就信了，就把王桂榮送到車站前的一個飯館里。開飯館的是個老頭，聽話音還是個鎮長。
車站上的人說：“鎮長，這個婦女坐錯了車，你給安排住個晚上？”
老頭“嘰咕嘰咕”眼睛說：“行啊，行啊。”
王桂榮望著行李有些犯難了，是因為害怕有人檢查行李，一檢查就會發現里面短打的衣服，就會問王桂榮是從哪兒來的？王桂榮要是說從敵占區濟南來的，又誰都不認識，說的顯然是假話。要說是從鄉下來的，那里是我們的根據地，就會問是誰家的？也容易露餡。當時，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車站的人看出王桂榮的難處，以為帶著行李費事，就說把行李放在車站丟不了的。這是王桂榮巴不得的，就把行李放在了車站。
鎮長把王桂榮帶到了他家，是兩間房子，屋內擺設挺好，像個大戶人家。他的媳婦年紀不大，看上去就二十三、四歲的樣子，身子白白胖胖，很稀罕人。她穿著粉紅色的有著密密麻麻小扣的對襟汗衫，乳房都看得十分的清楚。當時是8月份，大夏天的，一般正經人都會穿寬寬大大的衣服，不會穿這種衣服，顯然這個女人不是什么地道貨，王桂榮的心里開始犯疑緊張起來了。
鎮長對媳婦說：“這位太太坐錯了車，今晚就在咱家住，你安排吧。”
小媳婦看王桂榮一身城里人的打扮說：“城里的太太愛干凈，就睡在我的床上。床上有蚊帳，能防止蚊蟲咬，挺好的呀。”
由于第二天早上要趕4點半的火車，其實也睡不了多久。王桂榮就躺下了，還和小媳婦聊了聊。王桂榮說她是陽谷縣城的人，就是當年武松打虎的那個地方，離梁山也是不遠，現在是敵占區了。王桂榮還說她是縣長的親戚，也算是個有身份的人。小媳婦得知了這些，對王桂榮就格外地客氣了，還端來了一碗水，可王桂榮沒敢喝，怕里面下了蒙汗藥，蒙倒了就慘了。王桂榮剛躺下一會兒，就聽見有人敲門。
小媳婦說：“今天晚上就不行了，有個太太住在這里。”
隨著話音，外面敲門的人就走了。過了一會兒，又來了一個敲門的，纏著非要進來不可，小媳婦被纏得沒有辦法了，就把王桂榮住的屋門關上了，和那個人在外間呆著，不知道他們干了些什么？反正是鬼混了半天那個男的才走。這樣，嚇得王桂榮一晚上也沒睡好，倒不是怕別的，就是怕來個不好的人，騷擾一下也是夠嗆。到了快4點鐘時，天就蒙蒙亮了，王桂榮就起身來到了火車站，把行李拎到站臺上，很快就上了火車，心里才算松了一口氣。
回到青島，王桂榮沒敢說自己懷孕了，就在家里住下了。得知父親剛從日本憲兵隊放出來，在里面遭不少罪。原來，日本人要修青島港三號碼頭。2009年，我國海軍演習所在的那個碼頭。日本人到王桂榮家來了好幾次，請王桂榮父親出面幫助設計，王桂榮父親就是不肯出這個面。日本人又想投標中標，還給王桂榮父親送來一大包金子，王桂榮父親堅決拒收。敬酒不喝，日本人就不高興了，就惱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就說王桂榮父親有抗日思想，就把王桂榮父親關進日本憲兵隊。到最后，日本人還是沒有辦法，就讓維持會會長來見王桂榮父親。
維持會長說：“王工程師，你就別犟了，出來干吧？青島還是咱們中國人多，日本人少。你維持市政建設，還是給咱們中國人服務。”
王桂榮父親實在沒有辦法了，在日本憲兵隊待下去更不是曲子，就在維持會長的勸告下走出了日本憲兵隊。那時，青島公路局已改名為建設局，王桂榮父親還是當他的工程師。建設局長姓韓，是東北來的的旅大人。日本人占領了旅大后，就用了這個旅大人。但韓局長不懂技術，在技術上完全依靠王桂榮父親。
王桂榮父親剛從日本憲兵隊放回來，可嚇壞了王桂榮繼母，就勸王桂榮不要出門。日本人要是知道王家有兩個抗日女兒（前面說到大妹王桂鳳已去延安），那還了得。父親知道王桂榮是八路軍，是支持王桂榮抗日的，但是也擔心著。不久，王桂榮就告訴了父親，說結婚了，而且懷孕了，是來家里生小孩的，生下來還要把孩子留在家里養活，還要出去抗日。繼母知道了這件事很不高興，就反對王桂榮在家里生孩子，還搬出迷信的說法，說姑娘在家生孩子，娘家會受窮的。其實王桂榮知道，她是怕王桂榮給她添麻煩。掂量來掂量去，于會川又不在身邊，王桂榮就不想要這個孩子了，就是想讓她趕快流產，養好身子好趕快回歸隊伍。但王桂榮又不能到醫院去做人流，怕人家盤問。在青島，王桂榮可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兒，從13歲到17歲，拿過華北運動會網球冠軍，青島市運動會短跑冠軍。書念得不錯，又搞抗日救亡活動，有好多人都認識王桂榮，要是問王桂榮為什么做人流，王桂榮可怎么說。如果偷偷地墜胎，有正式執照的大夫肯定不會做，都是一些貪錢的沒有技術的人做，是很危險的。怎么辦呢？王桂榮就自己開始想辦法了。那時，王桂榮家住著三層小樓，有著一個蹬一個蹬的樓梯，王桂榮就爬到三樓樓梯頂，試著往下跳了幾次，不管用的，不流產的。王桂榮又爬到后山上，在松樹上吊著“砰”的掉下來，不管用的，還是不流產的。王桂榮就拍著肚子里的孩子，氣得簡直就沒有辦法了。
1941年陰歷正月十二，王桂榮就要臨產了。那天，王桂榮的肚子疼得不行，父親忙把她送到美國的教會醫院。躺在產床上，疼得王桂榮要求剖腹，接生的美國大夫說什么也不給剖，還說剖了腹，頂多能生兩個孩子，再生多了就有生命危險了。王桂榮當時想，生一個夠嗆了，第二個可不要了。因為疼得厲害，美國大夫給王桂榮聞瓦斯，聞著聞著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到王桂榮醒來，孩子已生了下來。看著孩子粉嫩的臉蛋兒，王桂榮就躺在那兒想了，下一步棋該怎么走呢？家里人不給帶孩子，帶著走也不行，最后就想到了送人的左道兒。送給窮人太受罪了，真的舍不得。送給富人吧？共產黨人的女兒怎么能當剝削階級的孩子呢？王桂榮還想到了，如果以后想看孩子一眼，怎么才能找到呢？眼下還是先給孩子起個名字吧，以后的事再說以后的事。王桂榮的眼前就飄起了紅旗，起個名字就叫紅旗，紅旗代表革命，紅旗代表中國共產黨?？墒窃跀痴紖^，又不能直接叫這樣兩個字，那就叫宏器，就是宏才大器的意思。后來孩子漸漸地長大了，就把名字于宏器改成了于宏琪（建國后在中國科學院工作）。
在醫院住了一個月院回到家，麻煩接踵而來。繼母看也不看王桂榮的孩子，她煩惱這個孩子的降生，仿佛真的就要給王家帶來災難。而且她也懷孕了，就要生了。不到一個月，她果然就生了孩子。有一天，娘倆終于爆發了沖突。原因是王桂榮喂孩子奶容易口渴，就下樓到廚房去打水，但廚房里沒有起火，繼母的房子里有暖壺，王桂榮就想到她的屋子里倒點水喝。照顧她的奶媽不愿意讓王桂榮倒水，就把門從里邊鎖上了。王桂榮搖晃門，門一響，繼母的小孩就醒了，就哭鬧了起來，繼母就不高興了。
繼母大聲說：“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東西，是共產黨，是八路軍。”
當時正值盛夏，窗戶大開。繼母這樣的大聲吵，很容易被外面的人聽見。如果是日本人聽見了，王桂榮母女的危險就要降臨了。王桂榮是實在忍不住了，就回敬了這個繼母。
王桂榮說：“這是王家不假，我姓王也是我的家，你想怎么的？我一直在給你面子，不要給面子不要面子。我想倒點熱水喝怎么的，過分了嗎？你的屋子有暖壺，你鎖上了門，我敲一下又怎么了？什么共產黨、八路軍的？明說了我就是。你有膽量就去告，我不怕你，告了你也不會有好果子吃。”
這是王桂榮第一次和繼母翻臉，而且翻得很有徹底性。王桂榮的父親回來，他早就看出了繼母對王桂榮和孩子特別的冷漠，從來就不抱宏琪親一下，反倒是父親經常過來抱抱孩子，喜歡的不得了。因為怕王桂榮在家里寂寞，父親專門給她訂了一份報紙，繼母看到心里就不舒服了，就不高興了。由于女人嫉妒心的唆使，她就把報紙扣押了，不讓王桂榮看，本來王桂榮就是挺生氣的，借著因由就跟繼母干仗了。
王桂榮跟父親說：“今天，我跟我娘吵了。她太不像話了，反鎖上門不讓我倒熱水也就罷了。還罵我不是什么好東西，是八路軍，是共產黨。父親，這是在敵占區，能這么說嘛？”
王桂榮父親聽了就發了脾氣，他可從來沒有跟繼母這樣吵過。繼母也跟父親吵，吵得不可開交，父親就急了，就拿皮帶抽了繼母。這個王桂榮可沒有見到，是父親后來告訴王桂榮的。一天，父親來到了王桂榮的房間。
父親說：“桂榮啊，你說你們娘倆鬧，父親現在有什么辦法？這又不像選舉的縣長和委員，可以把她罷免了，廢除了。你娘是你父親大花轎娶進來的，還給你生了個小妹妹，也不能把她們娘倆攆出去住呀？這個家庭還得維持，你們娘倆都得擔當點兒了。”
聽了父親的話，王桂榮的心就像刀子扎了一下，不能讓父親在中間受夾板子氣了，就在心里想算了，算了。王桂榮就下了樓，來到繼母房間。
王桂榮說：“娘，你就別生氣了，算我的不對，行不行？”
繼母說：“行不行都讓你說了，我還說什么？”
王桂榮就這樣給繼母賠了個不是，讓她的心里順當一些。但從那以后，王桂榮就不和她一個桌子上吃飯了。父親每個月給王桂榮30元錢，讓王桂榮愿意買點什么就出去買點什么。
由于繼母不答應給王桂榮帶孩子，王桂榮只好暫住在家里，和組織上暫時失去了聯系。王桂榮給段君毅同志寫過信，寄到一個事先講好的通信聯絡點，但是泥菩薩過河，一去就沒有回來，也就不敢帶著孩子貿然回去。因為，那個聯絡點在東阿縣的阿城鎮，從報紙上得知阿城鎮已經被日本人占領了。怎么辦呢？只能是等，等孩子斷了奶再說。到了1943年春節后，忽然接到張霖之（建國后任煤炭工業部部長）愛人李云華寄來的信，是從陽谷縣的坡栗莊天主教堂寄來的。信中說她懷上了孩子，讓王桂榮給她寄點嬰兒用的尿布等用品。張霖之當時是魯西區黨委書記，李云華也是魯西區行政公署的干部。王桂榮和李云華原本就睡在一個大炕上，關系比較密切。李云華的信使王桂榮知道了根據地的詳細地址，王桂榮就決心帶著剛會走路的孩子去找組織了。王桂榮把這種想法說了，父親想把王桂榮留下，就講了王寶釵等薛平貴的故事。還說父親有能力養你，你就在家里等著和丈夫團圓。王桂榮就跟父親表態了，王桂榮是革命的人，王桂榮是抗日的人，王桂榮就不能待在家里，王桂榮就要出去革命抗日。過了正月十五，王桂榮跟父親要了500元錢，就帶著孩子動身了。
離開青島到了濟南，再坐汽車到了長慶，又坐汽車到了東阿。日偽時期的長途汽車是敞篷的，就是拉貨的卡車。從東阿鎮往陽谷縣走要經過阿城鎮，阿城鎮是魯西的重鎮，離東阿鎮有幾十里路，過去王桂榮在這里打過游擊，搞過抗日宣傳，因此王桂榮是很熟悉的。但如今阿城鎮已被日本鬼子占領，成了一個恐怖的世界，在王桂榮的眼中又不熟悉了。那天王桂榮下了車，準備住在鎮上的一個旅店。旅店里沒有了單間，要是住在大通鋪上，晚上看著睡覺的人，腦袋就像是一串葫蘆。王桂榮一個25歲的女人帶著個孩子，拎著行李，同那些司機什么的人住在一個大通鋪上，是太不安全。當時，王桂榮穿著旗袍、皮鞋，抱著孩子，打扮成城里中等家庭少奶奶的模樣兒。老板娘看著王桂榮打扮，就格外開恩了，說是有一間客房，客人中午就要走了，讓王桂榮先到那屋子里等一會兒。王桂榮一走進去，屋子里那個人正在看《啼笑因緣》，跟王桂榮說他家人一會兒就來接他走了。王桂榮聽了很高興，還跟這個人說了一會兒話。剛坐下一會兒，接他的人就來了。聽他們說話，原來被接的人還和王桂榮打過仗，是當地馮二皮臉土匪隊伍的一個小頭兒，后來被日本人收編，派到天津當上了鹽務稽查警官，是個漢奸。這次回來探家怕被八路抓住，就不敢單獨回家。漢奸見王桂榮一個年輕女子還帶個孩子，就轉著眼珠起了邪念和歹意。
漢奸說：“不走了，不走了，有仙桃誰不想摘著吃。”
王桂榮就在心里說：“這下子可壞了，麻煩來了？”
接他的人說：“你要是不走，我可沒法子在城里住。我沒有良民證，只能在西關外住上一晚。到了明天，我的盤纏就沒了，那可不行。你得給我盤纏，你就可以這樣做了。”
接他的人這么一說，漢奸舍不得散錢，漢奸就沒有辦法了。漢奸開始收拾東西，還是不斷地在王桂榮的身上溜著。漢奸收拾好東西，接他的人拎著，兩個人就往外走了。
漢奸說：“娘的，真是沒運氣。”
漢奸和接他的人走了，屋子里好像晴了天。那天晚上，王桂榮把帶在身上的剪子放在枕頭底下，找了根大木棒子頂上門，就這樣住了一宿。
第二天，王桂榮雇了輛平板車，但是找不到推車的人。因為一說去坡栗莊，沒人敢去，認為去了就有可能回不來了。王桂榮就保證推平板車的人能回來，說是說，做是做，仍然沒有人愿意去。后來說多給一些錢，有錢能使鬼推磨，就有人愿意去了。坡栗莊離阿城鎮有90多里路，走到阿城鎮，正好是吃午飯的時間，抬頭看見墻上貼著一張布告，布告上有縣長的簽的名字，王桂榮就記住了縣長的名字，后來還真的派上了用場。走到一個莊子，看見一群偽軍在演習，推車的車夫就不敢往前走了，停了下來，催促王桂榮下車，他好回去，再往前走是找死。王桂榮再三央求，又加了點錢，他才又肯往前走。剛出莊子不遠，后邊傳來了槍聲，車夫要停下，王桂榮就是不讓停下，車夫繼續往前走。第二槍打過來，子彈從王桂榮的耳邊飛過，車只好停了下來。隨之追上來幾個偽軍，就翻王桂榮的包，把好衣服、鏡子、吃的都搶了去。還問王桂榮上哪兒去？王桂榮就攤牌了，說到陽谷縣城去找某某某縣長（就是布告上那個縣長的名字）的，他是王桂榮的表哥。偽軍一聽王桂榮是縣長的表妹就害怕了，趕緊把搶去的東西放下，還給王桂榮包好了，就把王桂榮放走了。
終于到了坡栗莊根據地，見到了李云華。從李云華的口中，得知大部隊已經轉移。于會川也去了延安。李云華挺著大肚子不能跟著隊伍走，就以天主教堂為掩護留了下來?？h委給她撥了糧食，還有一些剩余。王桂榮就住了下來，馬上給區黨委寫封信，信中說王桂榮已到根據地，等待分配。當時，山東正在鬧災荒，接連三年大旱，幾乎是顆粒無收，村子里的人都吃苜蓿草度日。記得兩個油漆大柜，幾件綢布衣裳，只能換三個高粱面的窩窩頭吃。王桂榮和孩子加上李云華，還有李云華肚子里的孩子，四個人吃給她留下來的糧食，真是難為她了。王桂榮等了一個多月，也沒有信來。因為當時正是春天，日軍頻繁地進行大掃蕩，機關天天在轉移。王桂榮就想了，這樣長期待下去不行，會暴露目標的。當時宏琪才兩歲多，還不習慣鄉下的環境，一燒火有煙嗆著了，就“哇哇”大哭著跑了出去，又穿著城里人的衣服，有點太顯眼。王桂榮就去找縣委書記，找軍分區司令商量。理由一是糧食有限；二是時間長了，有暴露李云華同志的危險，使她沒有辦法安全的生下孩子。最后，王桂榮決定還是走，經西安去延安找丈夫于會川。
王桂榮之所以決定走西安，是因為西安設置有八路軍的辦事處，延安兩老林伯渠、董必武都在那里任過辦事處主任，后來王桂榮還和林伯渠成了兒女親家。還有王桂榮在青島認識過一個人，這個人叫張寶山，畢業于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曾在父親的手下做過技佐，幫助父親做過許多工程?？谷諔馉幈l，他在威海的一所中學當過校長，王桂榮的叔伯三哥受聘在那所學校當過教員。日本人占領了威海，張寶山被國民黨政府委派到文登縣做了縣長，王桂榮的三哥則參加了八路軍。后來國共兩黨搞摩擦，張寶山不愿意搞內戰，就領著一部分人去了大后方，經過青島時來過王桂榮家。王桂榮就知道了，張寶山要去國統區的安徽阜陽當中學校長。從阜陽可以到河南的洛陽、鄴縣，再去西安，所以王桂榮決定走這條路，去找張寶山幫個忙。
王桂榮是一分錢也沒有向組織上要，懷里揣著父親給的路費，抱著孩子上路了。從根據地到濟南，再經徐州、商丘到安徽的亳州。這里是敵我交界的地帶，有國民黨也有日本人。亳州出酒，也是藥材市場，但當時破爛不堪，幾乎什么也見不到。經亳州到安微的太和，再向前走就是阜陽了。安微也在鬧饑荒，在亳州花32元法幣才能買到一個饅頭。災民是瘋搶旅客的食品，王桂榮也不知道啊，就買了一斤饅頭剛要吃，災民們上來一下子就搶走了。連續買了三次，其結果是被搶走了兩次，第三次買了趕快藏好，才吃上。走到與阜陽交界的地方，先找到在當地中學當老師的一個叫王桂云的表妹，她陪王桂榮走了60里路，才到了阜陽城。在國立二十二中學，王桂榮找到了張寶山。此時，身上的錢已快花光了。當時王桂榮想得太簡單，心想先從阜陽給于會川寫封信，在想方設法找到附近的新四軍，找到他們就可以跟黨組織聯系上，就可以去西安了，到了西安，到延安就指日可待了。張寶山見到王桂榮很熱情，就讓王桂榮暫時住在學校。
王桂榮對張寶山說：“我和丈夫是在河南花園口決口前，在洛陽結的婚。決口后，就走散了。我回到了青島的家，后來得知丈夫去新疆辦了實業。我要去新疆找丈夫，過上團聚的日子。因為路費不夠，現在只能暫時住下，等著丈夫的來信，看下一步怎么辦？”
張寶山就信了王桂榮的話，正好學校缺代課教員，他就讓王桂榮代課掙薪水，這樣就能夠生活下去了。于是，王桂榮在學校就給于會川寫了一封信，寄到延安的清真寺。以往寫信都是寄到那里，會有人把信轉給于會川。王桂榮當時并不知道，在國統區是不能給延安寫信的，寫信就有危險緊隨而來。
在學校，王桂榮教初中一年級的英文，還有三年級的歷史。王桂榮心想，雖然和黨組織沒有接上頭，不能在黨組織的指導下活動，但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不能忘了隨時隨地做抗日宣傳工作，所以就以敵占區知識分子的面目出現。在教歷史課時，宣傳國共合作，抗日到底，戰勝日本的道理。宣傳這些內容，是淪陷區的民意，也是全國人民的民心所向。當時，王桂榮憑著一腔熱血，也不了解國統區的情況，覺得用敵占區淪陷區知識分子的面目出現，宣傳抗日愿望，既符合民情也符合民意，從而達到了宣傳的目的，盡了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但王桂榮并不知道，學校的內部成分非常復雜。山東教育界歷來就有北京師范大學派，北京大學派，兩派之間有矛盾。還有魯西派和膠東派的矛盾。國立二十二中學，直接受當地一個叫李仙舟的戰區司令長官領導。校長張寶山就是李仙舟委派的，是屬于軍隊派系，也屬于膠東派系。由于是政府撥款，學校的經費比較充足。當時，災荒那樣嚴重，學生和教員還能吃上大米飯。因此，教員之間的競爭比較激烈，都想爭到校長的位置。同時，國民黨軍統也滲透到了這所學校，一些教員直接接受國民黨的領導。地里教員就是國民黨員。學校的訓育員就是軍統特務。王桂榮給延安寫信時沒有背著他們，結果信就被人從郵筒里截獲了，還專門寫了報告報告給了李仙舟，其實是針對張寶山下了黑手。報告中這樣寫，張寶山包庇共產黨員王金鏞（王桂榮的良民證上寫的名字）。理由是：一是王桂榮的孩子叫于宏器（宏器是紅旗的諧音）；二是王桂榮講課，講的都是國共合作抗日的內容；三是王桂榮寫的字，都是共產黨人寫的簡筆字；四是國統區的人都說中華民國多少多少年，而王桂榮卻說一九幾幾年；五是共產黨人把百姓叫做人民大眾，國統區的人把百姓叫做國民。這些都是背著王桂榮干的，王桂榮當然不知道。學校有個北師大畢業的姓張的教育長，常常來聽王桂榮的課。他原來參加過八路軍第四支隊，對王桂榮所在的部隊情況非常熟悉。在北師大運動中，由于他有國民黨的背景（北師大在“一二·九”學生運動中分成兩派，一派是共產黨的派系，一派是國民黨的派系，張屬于后者的派系），被第四支隊的鋤奸隊探到了，要當成反動分子除掉。他當時正在睡覺，迷迷糊糊看見鋤奸隊員拿著槍在比劃著他。鋤奸隊出去商量了，他就趁著天還沒亮，偷偷地逃跑了。因而他能不熟悉八路軍的術語和習慣嗎？再寫給李仙舟的報告中，還列舉了王桂榮往延安寫信的五六個罪狀。這樣一來，問題可就此嚴重了。李仙舟把張寶山找去，把王桂榮寫給于會川的信攤在桌子上讓他看。其實，王桂榮在信上沒有說什么，只是說我到了這里很好，圖書館里有書看，也有《新華日報》看。請收到信轉交給會川同志。可能是“會川同志”的稱謂出了問題，結果是有一天，天還沒亮，圖書管理員就敲門叫王桂榮。王桂榮穿好衣服打開門，把圖書管理員讓到屋子里。
圖書管理員說：“王先生，跟著我上城西關買雞蛋去吧？”
王桂榮說：“天還黑著，天亮了再說。”
圖書管理員說：“黑著好啊，抱著孩子趕緊跟我走。”
王桂榮說：“再等等，孩子還沒醒。”
圖書管理員說：“沒醒，抱著，抱著。”
王桂榮就抱著孩子跟著圖書管理員走了，進了城走了一二里路，圖書管理員才告訴王桂榮是張校長告訴他來叫王桂榮的，張校長在城里等著。王桂榮其實就有了預感，因為前一天，一個相處較好的化學教員告訴過王桂榮，王先生你快走吧，有人說你是共產黨，這樣很危險的，說不定有人向你下黑手。當時，王桂榮就在心里想，我也沒有什么黨的關系，查我也查不到。于是王桂榮就告訴化學教員，王桂榮是什么共產黨，那是瞎扯。王桂榮是從敵后區來的，王桂榮不愿意在敵后區生活，要到新疆去找丈夫，團聚了好過日子?；瘜W教員還是勸王桂榮，兵法云，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王桂榮和圖書管理員上了樓，就見到了校長張寶山。
張寶山把信放在王桂榮面前說：“王先生，這就是你的不對了，你怎么不跟我說實話？”
王桂榮說：“王校長，我沒有不說實話。”
張寶山說：“你看，信都擺在這兒了，你還想狡辯？”
王桂榮說：“我是給延安寫了這封信，但我的信是要通過一個朋友轉交的，是要轉交到新疆去的。”
張寶山說：“算了，算了。你就別再隱瞞了，就說實話。”
王桂榮說：“王校長，我說的全是實話。”
張寶山說：“不管你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我現在告訴你，你趕快離開這里。否則，我也保護不了你。假使你要去西安，要知道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到了西安也會被扣留。你要是去延安，還是走八路軍自己開辟的那條路，千萬不要走西安這條路。”
王桂榮說：“我去什么延安。我要去新疆。”
張寶山說：“王老師，反正我是在真心勸你。”
張寶山雖然和王桂榮父親、哥哥是同鄉又是世交，但當時王桂榮對他并不怎么信任了。如果王桂榮在學校被抓了，他就攤上了責任，就沒法子跟王桂榮父親、哥哥交代。如果王桂榮在路上被抓了，他就沒有什么責任了。但這時王桂榮就提高警惕了，開始耍心眼了，想方設法開溜了。
王桂榮說：“張校長，我的行李還在宿舍。”
張寶山說：“王老師，你就別回去了取了，你今天必須走。我現在就叫人把你的行李拿過來，行不行？”
王桂榮說：“王校長，走在半路上，他們抓我怎么辦？”
張寶山說：“這沒關系的，我找個會打拳的人護送你十幾里路，他們就抓不到你了。”
王桂榮說：“路費也不夠呀？身上只剩下100元。”
張寶山說：“學校給你開一個月的薪水100元，本人再借你100元。以后見面，你還給我就行了。”
于是，王桂榮又順著原路回到了青島。其實，當時王桂榮也可以去解放區，但是怕被懷疑是國民黨派回去的，那麻煩就大了，就會被鋤奸隊盯上了。當時，王桂榮已經長了點心眼。
王桂榮曾和李云華約定了通信的地址，是山東范縣的天主教堂。按照這個地址，王桂榮寫了一封信，很快就接到了回信。王桂榮決定再次出發去找黨的組織，參加抗戰活動。這時，已是1943年8月。父親仍然不愿意讓王桂榮走，還是講了王寶釵等薛平貴的故事。還說人家等了18年，你才幾年，你可以繼續等下去嗎？
王桂榮說：“父親，我不是一個等丈夫的妻子。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我是一個參加抗戰的人。我還得走，還得去抗日。”
父親說：“孩子這樣小，你是走不通的。這次就是不給你路費，看你還怎樣走？”
父親不給王桂榮路費，王桂榮當然有辦法了。王桂榮背著家人，偷偷地把家里的縫紉機賣了，賣了100多元。王桂榮瞞著父親，就這樣上路了。這回有了經驗，一路上順風順水，很快就到達了范縣革命根據地?？h委書記李明實（建國后任航天工業部部長）同志招待了王桂榮，還請王桂榮吃了一頓飯。
李明實說：“桂榮同志，現在鬧饑荒特別困難。咱們的糧食還得分給老百姓吃，什么叫餓得眼睛發藍，我可是深有體會了。沒有什么好東西請你吃，只能是吃這個了。”
那頓飯王桂榮記憶特別清楚，兩碗小米粥，就是下面有一點小米粒，上面全是清湯清水。吃完了飯，李明實就派人把王桂榮送到了觀城縣，是魯西區黨委的所在地。王桂榮走進了莊子，見到一個人在墻根底下蹲著。
王桂榮過去問：“大哥，知道區黨委機關在哪里嗎？”
他說：“你就是王桂榮同志吧？”當時，王桂榮是一心想找到區黨委，也就沒有問這個人怎么知道自己叫王桂榮呢？只聽他又說：“我帶你去。”
這個人就把王桂榮帶到魯西區黨委書記張霖之那兒，他和愛人都在。張霖之告訴王桂榮說，區黨委改組了。他是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新派來的黃敬同志擔任區黨委書記。王桂榮早就知道了，黃敬是冀中區的黨委書記，呂正操就是他統戰過來的，但不知道他調來魯西工作。
王桂榮說：“黃敬我還不認識呢？”
張霖之說：“剛才送你進來的就是黃敬同志。”
王桂榮說：“原來如此，怪不得他知道我的名字，原來他就是黃敬同志。”
王桂榮到來的第二天，就遇上了敵人的大掃蕩，黃敬就把馬讓給了王桂榮騎了。當時搞精兵簡政，大家都沒馬騎了。區黨委機關只有兩匹馬，一匹負責馱行李檔案，一匹歸黃敬使喚。因為王桂榮有孩子和行李，黃敬就把馬讓給了王桂榮。當時他的愛人范瑾好像已懷上了俞正聲（現任中共中央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他卻把馬讓給了王桂榮，當時王桂榮很感動。在行軍的路上，黃敬來到了王桂榮的身邊。
黃敬說：“王桂榮同志，我考慮再三，你看這樣行不行？你要和大部隊的干部一起去延安，要經過300里地的無人區，孩子一哭容易暴露目標。還有特別的艱苦，帶個孩子實在太不容易了。你有走敵后區的經驗，你就單獨走敵后區去延安吧。”
王桂榮說：“那行吧。”
黃敬說：“我給你寫介紹信，一個給中央組織部，一個給晉西北區的黨委。你到了山西過了黃河，讓晉西北區黨委一路把你護送到延安。你一定要記住，山西有個干部叫鞏固（建國后第一任開灤煤礦軍代表）。鞏固是魯西干校的校長，他是中國大學的學生，家里是山西嵐縣營房村的大財主。你到他家去，由他家把你送到抗日縣政府，縣政府再送你到晉西北區黨委。但到嵐縣之前的路，要靠你自己單獨行走了。”
王桂榮說：“行，沒問題。”
黃敬還給了王桂榮一封信，是鞏固寫給他哥哥的。魯西區黨委派人把王桂榮送到河北的南宮縣政府，這里隔五里路遠，就有一個日軍的據點，還修有一個炮樓。當時，日本鬼子的戰術是分進合擊，疏散掃蕩，要攻擊根據地的一個地方，就有三個據點的敵軍出動包圍。魯西是平原深溝戰，村與村之間全部挖上溝，在交叉地弄一個大圓砣子。鬼子的汽車在溝里行駛，到了大圓砣子就過不去了。抗日的隊伍在溝里走，日本鬼子也看不見。百姓遠遠見到鬼子來了，忽一下子全跑了，日本鬼子想抓也抓不到。這就是當時的游擊戰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了。當時咱們的情報非常靈，各村的村長都是雙面的，主要是給咱們的隊伍上干事，對日本鬼子也能應付過去。在南宮縣剛住下來，就碰上了鬼子的大掃蕩。王桂榮穿的不是當地老百姓的衣服，孩子也穿的是城里人的衣服，看上去很扎眼。再說日本鬼子掃蕩來的突然，帶著孩子想跑也是來不及了。
王桂榮對縣政府的人說：“你們先跑，我就留在這里。敵人問我，我就說是敵占區來的，敵人不來就算躲了過去。”
很快縣政府的人就跑光了，把王桂榮母女倆留在縣政府大院，把門鎖上躲在屋子里。結果敵人一看人已經跑光了，連大門沒進就回去了，王桂榮娘倆算是躲過了一劫。很快，縣長就把王桂榮送到城里，又幫王桂榮雇輛車到大明府。大明府是河北南部的產棉區，所有的棉花都讓日本鬼子收購做了軍裝。當時正是收棉花的季節，王桂榮就坐在一個收棉花的大汽車上。車上坐著好多的旅客，一個下鄉收棉花的日本人在車上看書，下車丟下一本日本小說。大家互相看著，都看不懂。王桂榮一見，就把書放進了馬褡子。到了大明府住店，人多得不得了，炕上地上全是人，王桂榮只好和孩子擠到靠炕邊的地上睡了一宿。
第二天，王桂榮雇了一輛馬車，繼續往河北的廣平縣走，打算從那里坐火車去邯鄲。天晚了，路上找不到旅店，馬車就停在一片花生地邊上。
車夫說：“太太，在這里委屈待上一個晚上吧？”
王桂榮說：“沒有辦法了，只能是這樣了。”
王桂榮就在車底下睡了一宿，也沒有發生什么事情。第二天繼續走，到了廣平縣就有危險了?；疖囌旧系教幨侨毡颈f是在查法幣，查大煙，每個人的行李都要拆開來看。當日本兵查到王桂榮時，王桂榮心想這下子可糟了。王桂榮把組織上開的介紹信，縫在孩子小褥子里的棉花中間。結果日本兵三摸兩摸，就摸出了那本日本人丟棄的小說，還就管用了。
日本兵問：“這個，你的明白？”
王桂榮點頭說：“明白，明白。”
日本兵就把日本小說還給了王桂榮，沒有繼續再往下翻了。這本日本書救了王桂榮母女一命，是又一次化險為夷。
從廣平到了石家莊火車站，又從石家莊到榆次住上一晚，又坐火車去了太原，到太原已是晚上七、八點鐘了。十月天，天很冷了。下了火車，找到一個趕馬車的，拉著王桂榮到處找旅店，結果旅店人滿為患。原來，八路軍的部隊在當地很活躍，有城墻日本人不好防守，就把城墻拆了。城墻一拆，許多住在城墻根下百姓的房子也拆了，拆了房子的老百姓沒有地方住，都擠在了旅館的里面。找到半夜也沒有找到地方住，車夫看到王桂榮母女倆太可憐了，就把王桂榮帶到了車站附近的一個旅店。
車老板哀求著店主說：“你看她帶個孩子多可憐，旅店只要有點地方，就讓她住一個晚上吧。”
店主就把廁所房旁邊一個裝雜物的地方倒了出來，剛好能容下一個人。墻上都是尿漬子，又騷又臭，但總算是個房子，住進去就不怎么冷了。夜里不停的有人上廁所，進進出出的，王桂榮是一宿也沒有睡好。
第二天一早，上了從太原到大同的貨運車，就坐在車廂板上，到了山西忻縣的北關，王桂榮就下了車，來到一個大旅店叫騾馬店。以前上蒙地做買賣的人，經過這里都住在騾馬店。現在可就不同了，由于戰亂，騾馬店十分的清冷，沒有什么人來投宿了。開店的是個五、六十歲的老太太，就盯著王桂榮看著。
王桂榮對老太太說：“我要回家去看婆婆，婆婆的家住在嵐縣。經過這里，就來投宿了。”
老太太說：“不是看別的，你的衣服真好看。”
老太太說完，給王桂榮挑個大房間就住下了。住下王桂榮就去找開往敬樂縣的車，可人家說汽車讓八路軍打壞了，沒有車可通敬樂縣了。這時，王桂榮的路費沒有剩下多少了，為了省錢，王桂榮一天吃一頓飯。孩子一天保證吃上兩頓飯，每頓一個燒餅，一個雞蛋。到后來也是沒辦法了，王桂榮就把一件旗袍、一雙皮鞋賣給了開騾馬店的老太太，換錢糊口。王桂榮天天進城去打聽車的事，經常要碰見日本人，當時日本人立下了規矩，中國人見到日本人必須鞠躬，不鞠躬就不用想進城了。王桂榮想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是一名八路軍，怎么能給日本人鞠躬？王桂榮就不鞠躬，就背著孩子彎著腰，假裝鞠躬就混了過去。
有天晚上11點多鐘，就聽到了“砰砰砰”地敲門聲。由于晚上旅店不給燒炕，晉西北的天氣又特別的冷，王桂榮和孩子都是和衣而睡，就睡在馬褡子上。聽見了敲門聲，王桂榮一下子就起來了，下了地，見到外面進來三個人，他們是用刀把門撥開的。來的人戴著鴨舌帽，穿著扣子密密的麻絲上衣，一看就不是什么好東西，就是當地的地痞流氓。三個人喝得醉醺醺的，每個人都是紅頭漲臉。王桂榮就斷定，肯定是前來尋事鬧事的。
一個家伙兇巴巴地問王桂榮：“唉，你的漢子呢？”
王桂榮說：“你問我丈夫啊？我丈夫在北平的憲兵隊當翻譯。”
話一出口，還就把他們給嚇住了，口氣緩和多了說：“啊，你是從北平來的，干什么來了？”
王桂榮說：“小孩的奶奶有病了，給她爸寫了信。她爸在日本憲兵隊當翻譯，哪里敢回來呀？讓八路軍抓住還了得，就派我這個婦道人家回家看看，算是回來盡盡孝道。”
一個家伙說：“啊，那是啊。哎呀，北平的生活好啊？”
王桂榮借機宣傳說：“咱們中國人被日本人管著，能有什么好日子可過？也得吃橡子面的窩窩頭。”
一個家伙說：“你們還得吃橡子面的窩窩頭？”
王桂榮說：“那可不是，咱們不是中國人嘛？人家日本人過的什么日子，咱們過的什么日子？咱們過的是亡國奴的日子。”
三個人就說：“對不起了。”轉身就走了。
第二天，老板娘給王桂榮端來溫水說：“這位太太，這是溫水，請你用溫水洗臉吧。不知道你是翻譯官的太太，多多得罪了，切不要記恨。”要是在這之前，她才不肯給王桂榮溫水洗臉呢。她還說：“太太，你就不用天天到城里去問了，這里要是通車，就用車來接你。剛通車時，會用軍車前去探探路，你就坐探路的車去，不用買票了。”
果然，不久就來了三輛汽車，車上下來幾個兵，把王桂榮的行李放在汽車上，還讓王桂榮坐在中間，老板娘和她的老頭還把王桂榮送到了大門口。
到了敬樂縣住進了旅店，旅店老板一聽說王桂榮是鞏老財的兒媳婦，就告訴王桂榮鞏老財以前有60匹駱駝跑運輸，平日到太原去做買賣，經常住在這個店。既然是鞏老財的兒媳婦來住店，可得好好招待了。一路上，王桂榮都說我是鞏老財的兒媳婦，丈夫在北平日本憲兵隊當翻譯官，這當然是王桂榮自己編出來的。旅店老板就讓王桂榮住在熱炕頭上，還叫活計給王桂榮搟熱面條吃，吃得渾身冒了汗。第二天一早，店主又讓伙計給王桂榮扛著行李，送到汽車站上了車。當王桂榮走到一個叫西馬房的地方，離鞏老財的家嵐縣還有30里路遠，就誰也不愿意往前走了，怕去了八路軍的地方，扣住就回不來了。王桂榮只好花三塊銀元雇了一輛小毛驢車，當翻過一個山頂時，山頂上住著一戶人家，留下王桂榮吃了頓土豆胡蘿卜熬酸菜。
王桂榮邊吃邊說：“我是山下鞏老財的兒媳婦，可下子要到家了。”
主人立刻說：“這下子可好了。”
王桂榮問：“什么好了？”
主人說：“你就不用給錢飯了，我把你送過去，你給我幾個洋煙抽就行了。”
后來王桂榮才知道，因為在嵐縣接近敵占區種了很多的大煙，拿大煙和日本人換槍炮換子彈……
王桂榮趕緊滿口答應說：“行，行，保證沒有問題。”
王桂榮冒冒鉆天地答應了，主人就高興的不得了，還送王桂榮來到路上。王桂榮穿著城里人穿的旗袍，孩子穿著紅色斗篷坐在毛驢上。正是收苞米的季節，路上很多做農活的人看到王桂榮娘倆穿的時鮮，就問王桂榮是誰家的媳婦？趕毛驢的高聲說是鞏老財家的兒媳婦，就引來了許多人注目。到了鞏老財的家，有人離老遠就喊：“鞏老財家的兒媳婦回來了。”王桂榮一看，他們一大家子人都在門口站著，好像不怎么歡迎王桂榮，從面目上看表現出來的是冷淡。王桂榮心里覺得納悶了，就覺得不對了，趕緊掏出鞏固寫的信，遞給了他的哥哥，他哥哥一看就明白了。
鞏固哥哥說：“我爹在山上的窯里。”
王桂榮說：“就去見你爹。”
王桂榮跟著鞏固哥哥來到了一個不高的土山上，在窯洞里見到了鞏固的爹，就是一路上王桂榮說的那個鞏老財。
鞏老財對王桂榮說：“我那兒子又在哪兒結婚了？”
王桂榮說：“你怎么能這樣問？”
鞏老財說：“這小子在家有媳婦。”
王桂榮這才知道，從抗戰一開始，鞏固就離開家投奔了八路軍，一直戰斗在抗日的最前線，一直沒有回過這個家。
鞏老財把王桂榮送到了抗日縣政府，縣政府把王桂榮送到了晉西北區黨委。區黨委一路護送王桂榮過了黃河，終于來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見到那座巍巍的寶塔上，感到格外地親切。還有那蜿蜒流淌的延河水，喝一口清凌凌的。王桂榮先是來到了中央黨校，丈夫于會川就在大門口接她。于會川當時在黨校一部學習，是高級干部所在的學習部，陳賡等都在一部學習。見了面顧不上多說，于會川就把王桂榮送到了黨校的校部，并立即向組織匯報說王桂榮到了，然后人就不見了。后來王桂榮才知道，于會川是在遵守黨的紀律，不能和未經審查的王桂榮有過多地接觸。黨校校部的人招待了王桂榮，記得吃的是饅頭紅燒肉。吃完了飯，拿著介紹信，王桂榮來到了楊家嶺的中央組織部，王鶴壽部長給王桂榮寫了介紹信，讓王桂榮去藍家坪中央組織部招待所去住?，F在王桂榮還記得非常清楚，那天是1943年11月3日。當時天已經是黑了下來，送王桂榮的警衛戰士就罵中央黨校不近人情，人家大老遠來了，連住上一宿都不讓。這么晚了，還得到別處去住，黨校有的是房子，都閑著干什么？路上要經過一條河，河上有獨木橋，王桂榮從來沒有走過這樣的橋，加上天又黑，王桂榮試著走了兩步，覺得不行，再走下去，非從橋上掉下來不可。再看警衛戰士牽著馬，馬的背上馱著王桂榮的行李，走這樣的獨木橋，是誰也照顧不了誰。王桂榮觀察了一會兒，就從橋上下來了，在冰面上走，連走帶爬的總算是過了河。到了藍家坪中央組織部的招待所，把王桂榮帶進一個大窯洞。窯洞里已住著三個人，都是帶著孩子的母親。王桂榮就在心里想，經過了千辛萬苦，總算是到了家，得好好睡上一覺。一種輕松感油然而生，那天晚上王桂榮睡得很美很美，連個夢都沒有做。
王桂榮來到了革命圣地延安，雖和于會川近在咫尺，反而卻是見不到面。只能是寫信，還得經審查完了寄給于會川。因為要審查王桂榮在敵占區青島生孩子的具體情況，沒有審查清楚，就不能和于會川見面。王桂榮就在油燈下天天地寫材料，常常寫到很晚，油燈快沒油了，鋼筆尖凍了，煤炭火也沒了……王桂榮就這樣的寫啊寫，寫了一大厚本的材料交上去。當時王桂榮想得很簡單，以為交上去審查審查就算完了，就能和于會川住在一起了。王桂榮還覺得在青島兩年的經歷，只要中央組織部和青島地下黨用電臺一聯系，一調查，不就一目了然了？然而，材料交上去一個多月也沒有得到回音，還是見不到丈夫于會川，真的在心里就有一些思念了。過一段時間，要組織王桂榮上街宣傳抗日，還讓王桂榮寫秧歌劇。當時，延安都在唱陜北的民歌，唱“正月里來是新春，豬啊，羊啊，送給親人八路軍……”什么的。而王桂榮在抗日根據地唱的都是“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秧歌劇究竟什么樣？王桂榮是連見都沒見過，王桂榮哪里會寫什么秧歌劇？
王桂榮就實事求是地說：“你們是在難為我，我不會寫什么秧歌劇。”
人家說：“你是個大學生，怎么能不會寫秧歌劇？你和黨不是一條心。”
王桂榮說：“話言重了，我怎么能和黨不是一條心？”
人家說：“你不寫秧歌劇，就是和黨不一條心。”
王桂榮說：“不要說一條心不一條心的，說這些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你們看看這樣行不？先讓我看看秧歌劇是什么樣子的？我以前沒有見過，怎么寫？”
正好司令部那邊有演出，王桂榮就過去看了，才知道秧歌劇原來就是這個樣子的?；貋肀锪撕脦滋?，終于編出一個《王老漢慰軍》的秧歌劇，還真的就排了，到街上去演出了，當時反映的效果還不錯。
藍家坪組織部的招待所里，當時住的都是正在受組織審查的人，還有不少的女同志。她們一邊要勞動，還一邊要帶孩子，簡直就是麻煩透了。大家就想出了一個好辦法，自愿組成了個托兒所。在托兒所里面，每天要留下四個媽媽照顧孩子們，其余的二、三十個媽媽出去勞動。這樣，早上起來，把孩子弄好，放在托兒所的小床里，阿姨們會喂飯喂水，到了晚上抱回來休息。至于尿布和衣服，都要拿到延河水里面去洗。這樣，大家既能學習又能勞動，還能帶孩子，就算是兩全其美了。王桂榮的工作主要勞動就是紡線，就是把棉花搓成了卷兒，用紡花車紡成線。那時，延安的革命隊伍里生活非常的活躍，食堂門口有一個全體人員的名單，是什么樣的人才都有。有在大學里學習機械的人，就自己動手研制了紡花車。每天晚飯前，每個人的勞動成果是一坨線，有男同志拿秤來秤，驗收數量和質量，還要分成一二三級，看合格不合格，不合格的就等于把棉花糟蹋掉了，那可是不行的。王桂榮從紡二級線紡到一級線，當時一級線可以得到一斗二升米的報酬，還可以給肉或蛋作為獎勵。還有更高的榮譽跟著，要是紡了一級線就在榜上插個紅旗，二級線是一顆紅星。要是紡了次線，就會得到一個小烏龜，爬著跟在你的名字后頭。每次進食堂吃飯前，都要先看看自己是插著紅旗，還是得到一顆紅星，可不能當小烏龜。為了鉆研新的技術，進一步提高紡棉的質量，王桂榮把紡花車搬到窯洞里面。晚上，孩子睡了以后，把紡花車搬到月亮地里練習。后來，為了進一步提高效率，又把紡花車進行了改良，從小輪變成大輪，木頭的紡錘變成鐵的紡錘，紡出來的線就更細了……王桂榮在勞動中被評上了勞動模范，準備代表組織部招待所參加中直機關在楊家嶺舉行的紡線比賽。
還沒有等到比賽就接到了通知，讓王桂榮離開中央組織部招待所，到楊家灣八路軍總政治部招待所報道，這時距王桂榮到達延安已是過去了半年?？傉尾空写ㄔ谝粋€山上，那里有很多前方和大后方來的家屬，一個人住一個窯洞。到了哪里的人基本上解除了審查，就是說沒有什么問題了，可以自由地外出了。但是，還沒有恢復王桂榮黨員的身份。王桂榮的丈夫于會川，每個禮拜都可以到王桂榮那里去住了，一家三口終于團聚了。因為宏琪從生下來就沒有見到過父親，記得于會川第一次來時。
王桂榮拉著宏琪的手說：“過來，過來，這是你的父親。”
宏琪是理也不理，扭著頭看著王桂榮。于會川就把她抱起來，她“跐溜”一下跳下去就跑了。以后一見于會川回來，就跑到貝海燕的家去了。貝海燕的丈夫叫龍潛，是周恩來同志的秘書，當時在重慶工作。貝海燕是上海煙廠的工人，有個男孩叫貝貝，和宏琪一樣都是五歲，他們經常在一起玩兒。宏琪只要是見到父親于會川回來，就“跐溜”一下子跑到貝海燕的家里去了。在人家那里吃飯睡覺，等到睡著了，于會川才能把她抱回來。早上一起來，看到父親在身旁就又走了，一天都不會回來了。有時中央黨校上映電影，于會川就抱著她去了，剛到那兒“跐溜”一下子又跑了，說什么也不跟她的父親，弄得于會川很無奈。
從1944年5月開始，于會川每個周末都會回來住，每次回來都要把窯洞收拾得干干凈凈，把所有的東西都要拿出去曬一遍。于會川受過軍隊的訓練，特別地愛整潔。王桂榮和于會川結婚四年，真正過夫妻生活就是那么一段日子，對于于會川的了解，也就是那么一段日子。下面就是王桂榮知道的關于于會川的情況，也有解放后了解到的情況。
1921年，于會川畢業于奉天（沈陽）省立第一師范，曾任省立第三小學的教員和教導主任。23歲的于會川任教導主任時，為反對日本無理擴大鞍山礦區，支持和帶領學生上街游行，抗議日本對華的侵略。為此事，奉天當局撤掉了于會川的職務。在日本侵略東北的前夕，于會川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深感掌握武裝的重要性，遂棄筆從戎，參加了東北軍。1927年考入東北軍講武學堂，學成后留校，任該校的戰術教官。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當月的20日，作為東北講武堂教官的于會川，隨著退卻的東北軍來到了家鄉黑山、北鎮、盤山一帶。他和幾位東北軍的軍官和士兵就停了下來，不做武裝的逃難者了，脫離了隊伍以后，就在家鄉組織抗日武裝救國。于會川帶頭帶著部分東北軍的官兵，找到當時在任上的北鎮縣縣長王大忠，商洽抗日事宜。王大忠怕丟官棄職，拒而不容這些抗日人。于會川就來到了錦州，找到了省警務處長黃顯忠。黃顯忠堅決抗日，支持于會川返回北寧一線，主要的任務是收編地方的民團，勸降胡匪，組織一切可以抗日的武裝力量，同仇敵愾地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于會川又返回家鄉，在北鎮、盤山交界的東馬場一帶，收編了各村的民團，建立了遼西抗日義勇軍獨立第一支隊。不久，又千方百計地招降了錦縣董榮久及盤山幾股胡匪的武裝。到了1932年2月，幾股抗日武裝力量，匯合了由龍潭宮監院道士田心齋領導的“窮黨”武裝，和活動在閭山老爺嶺、大蘆花、蟠桃宮等地的蘇榮山領導的“特別連”，改編成為遼寧抗日義勇軍第三軍，司令部就設在閭山的龍潭宮，于會川任司令、張海濤任副司令、錢殿均任參謀長，田心齋（在溝幫子西郊飛機場被日軍殺害）負責對外聯絡工作。全軍下設三個總隊，兵力達到了3000余人。軍旗為藍色的三角形，上有白圈標有“抗日義勇軍”的字樣。臂章為紅色，鑲有黃色的金邊兒，也標有“抗日義勇軍”的字樣。并有“不擾民，真愛民，時時救國”幾個醒目的大字。到了該年的4月，這支義勇軍隊伍隸屬于北平“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領導，統一編為第十二路抗日義勇軍。于會川仍任司令，張海濤仍任副司令，錢殿均仍任參謀長。全軍下設三個支隊：第一支隊司令由張海濤兼任；第二支隊司令是張發；第三支隊司令是高振鵬（高青山，綽號叫老梯子）。軍直屬的部隊，設有一個騎兵隊和一個警衛連。
1932年8月27日，在什字口新成立了一支“大刀會”，宗旨是反滿抗日，救國拯民。會長是羅尊山（作戰中失蹤，下落不明），法師是王海峰、齊全山。于會川、張海濤聞訊后，親自來到了什字口，同羅尊山商談抗日之事，羅尊山欣然應允。遂將大刀會改編為第十二路義勇軍“鐵血團”，也就是該隊伍的執法隊。王海峰任團長，齊全山任副團長。
第十二路抗日義勇軍成立后，為了保衛家園，與日軍展開了殊死的搏斗。主要戰斗有：田園子伏擊戰；高臺子擊落日軍飛機戰斗；何營子伏擊日軍車隊；北寧線截擊日軍列車；組織萬人圍攻北鎮縣城；小白屯痛擊偽警務隊；活捉日本清水指揮官戰斗……各種大小戰斗不下幾十次，打死打傷日軍100多人，偽軍200多人；擊落日軍飛機一架，擊傷日軍飛機一架；擊毀汽車2輛，裝甲車1輛，破壞鐵路200多米；繳獲槍支、彈藥；糧食、被服不計其數。活動范圍之廣，影響之深，曾受到北平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的兩次嘉獎。
同年10月下旬，奉北平民眾抗日救國會的命令，于會川率領第十二路抗日 義勇軍轉移到熱河境內，配合友軍阻擊日軍進攻。在河北石甸鎮的一次戰斗中，一舉殲滅了偽滿洲國軍的一個旅，擊斃了偽軍區司令朱家泳，還有督戰的日本官兵17人。到了1933年的春天，日軍攻占到了長城腳下。作為東北人民的子弟兵，第十二路抗日義勇軍的全體官兵，依據長城為天險，頑強地與日軍作戰。在著名的長城戰役中，由于國民黨的正規部隊各保實力，不戰自退。致使第十二路抗日義勇軍腹部受敵，在喜峰口被日軍鈴木師團重重包圍。司令于會川召開了緊急作戰會議，商討突圍的良策，還是寄托在國民黨正規軍的救援上。為此，為了挽救這支抗日部隊的危局，于會川率領幾位警衛戰士冒死突圍，去找正規部隊前來支援。于會川來到了北平，哪里有什么救兵？于會川來到了南京靜坐，要求政府出兵，還是無濟于事。于會川含著眼淚從南京回到了北平，獲悉朝夕相處的第十二路抗日義勇軍戰友，在他突圍以后，與日軍血戰了三晝夜，由于兵力懸殊，3000人幾乎全部戰死在抗日的疆場上，只有少部分的官兵突出了重圍。副司令張海濤被俘后化名張正，被強行改編成為偽軍。參謀長錢殿均突圍后，率領一小部分抗日義勇軍，在現朝陽市北票縣一帶堅持抗日游擊戰爭。于會川北望淪陷了的家鄉，跪在地上是嚎啕大哭。1937年8月，在一次華北作戰中，副司令張海濤奉偽第五軍區命令率全營移駐懷來縣。8月1日，殺死日軍中佐以下7人，攜械帶著部隊投入了國民黨部隊的懷抱。
從1933年始，于會川在北平結識了進步青年蘇西林（建國后任《光明日報》資料室主任）和楊雨民（建國后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河北省政協副主席）。兩個人向于會川介紹進步的書刊，在他們的引導下，于會川經常出入于北平圖書館，有時還去朝陽大學旁聽，攻讀法律專業。此時，他還在東北軍中掛了個閑職，只是為了糊口而已。在此期間，他還曾經擔任過北平難民子弟學校的軍事教官，傳授軍事技術，培養家鄉的子弟，為抗日打回東北老家積蓄著力量。
1935年的夏天，大部分東北軍被調往陜甘地區，參加剿共的戰爭。于會川因在東北軍有職務，也就跟隨著部隊來到了西安，在剿總任上校參議。不久，于會川又專程回到了北平，通過蘇西林、楊雨民聯系上中共北平西區區委，西區區委派楊西光（建國后任《光明日報》總編）赴西安工作，要求于會川暗中緊密地配合，同時要保障楊西光同志絕對的安全。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在北平的北海公園，于會川和楊西光見面了，旋即一同奔赴西安。兩個人到達了西安，于會川把楊西光安排到東北軍團長張炳南家中掩護起來了，并在楊西光的指導下開展革命工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于會川奉調西安火車站檢查所任主任，承擔管制交通樞紐的重要任務。期間，他帶兵解除了蔣系警察局和憲兵二團的武裝。還在西安火車站，解除了許多過往車站的蔣軍武裝，扣押了來西安滲透解救蔣介石的所有非戰斗人員。到了1937年2月，蔣介石依然扣押著張學良，致使東北軍群龍無首?？偛咳藛T只得按照蔣介石的命令撤到邠州（今陜西郴州），于會川隨之來到了邠州。這時，經劉玉新（陜北派到東北軍內工作的中共黨員）同志介紹，于會川和梁成功（東北講武堂學生，建國后任北京輕工學院院長）同志一起入了黨。蔣介石繼續瓦解東北軍，命令東北軍往東開。面對蔣介石分化瓦解消滅東北軍的陰謀，我黨針鋒相對地提出“保住番號，團結東北軍，堅決抗日”的口號。按照黨組織的派遣，于會川仍然留在東北軍中工作，并且隨總部調到了江蘇的淮陰。他的工作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直接領導，后又被派遣到東北軍第五十一軍中開展工作。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抗戰全面爆發。于會川奉黨組織的指示來到了濟南、徐州，參加“東北救亡總會”工作，曾任范筑先（民族英雄、抗日烈士、愛國將領）的高級參謀，范筑先先生還委任于會川為政治干部學校的副訓育長。于會川在范筑先的身邊，積極地推動了范部的抗日斗爭。于會川離開范筑先后，來到魯西地區開展抗日工作，這個時候就和王桂榮相識了。
王桂榮和于會川結婚后，王桂榮請假回到青島家中生小孩。到了1940年1月，部隊整編完，于會川赴延安馬列主義學院學習。于會川是同徐向前同志一道沖過被敵人封鎖的衛河、平漢鐵路，到達中共北方局駐地山西武鄉的同峪村。在中共北方局護送下到達延安，在馬列主義學院開始學習。
時間到了1944年9月，于會川學習結束，接到中央組織部的命令就要上前線了。于會川本想帶著王桂榮和孩子一起走，記得跟王桂榮商量過多次，王桂榮都沒有同意，沒有同意就有沒有同意的理由。
王桂榮說：“會川，為了生咱們的孩子，到現在我連黨的關系都沒有恢復上，再跟你上了前線。你說，我到底是你的家屬，還是革命干部？要不然咱倆離婚算了，我不是一名黨員，還在影響你的工作。”
于會川急了說：“你說的是什么話，怎么聽了這樣不入耳？”
王桂榮說：“我說的都是真話。我現在不是一名黨員，也不能和你在一起工作，不就是影響了你的工作和前途嗎？”
于會川真的生了氣說：“那好，那好。既然你是這樣想的，我現在就走，咱們誰也不要影響誰，總行了吧？”
當時正是半夜時分，王桂榮看到于會川真的生氣了，真的披上衣服要走。王桂榮不但慌了神，還想到了，那個時期延安地區有狼，還都是群狼，經常在夜間出沒，有時餓極了也會傷人。于會川走了，被狼咬著了怎么辦？
王桂榮就說：“回來吧，回來吧。咱們不離婚了，睡覺，睡覺。”
于會川這才轉涕為笑消了氣，摸摸熟睡了的孩子的頭。于會川就要離開王桂榮娘倆了，是和王桂榮足足談了一個晚上，直到東方露出了曙光，王桂榮才勉強睡了一會兒。于會川臨出發前，作為妻子，王桂榮也沒有什么可以送的，就給于會川打了幾雙毛襪子，算是送上妻子的一分心情。于會川去了晉西北，在大青山晉綏分局任情報處長，直接歸中央社會部領導。1945年日本投降后，黨中央又派于會川漂洋過海，到東北的旅大（大連）市任社會部部長。王桂榮萬萬沒有想到，于會川這一走，竟是和王桂榮的訣別。
那時王桂榮還年輕，也不懂得怎樣避孕。于會川走時，王桂榮并不知道懷了孕，是于會川走后王桂榮才知道的。王桂榮就給于會川寫信商量，想把孩子生下來送人。于會川是堅決的不同意，就回信對王桂榮燒著燎著，弄得王桂榮心里也是很難受。王桂榮就在信中寫，我也不能因為孩子而不去工作，不去學習??？因此，我意已決，孩子還是要送人的，不然，你把兩個孩子都接走。于會川在信中就更生氣了，寫你就自己決定吧！他還就不管了。王桂榮能決定什么，王桂榮還是決定把孩子送人。聽說王桂榮要把孩子送人，附近的一些老百姓，天天在窯洞門口等著王桂榮，就是想抱走王桂榮的孩子，讓人看了真是揪心。
1945年6月6日那天，后半夜4點多鐘。王桂榮的肚子疼得就不行了，趕快去找班長。班長姓表，是個大個頭的女子。她趕快找來男同志，下一個門板抬著王桂榮，到中央醫院去生孩子。不料王桂榮剛躺在門板上出門，孩子的頭就露了出來，大家又趕快把王桂榮抬回窯洞里躺下，這工兒孩子就生了出來。
表班長問：“王桂榮，這可怎么辦??？”
王桂榮說：“不要急，不要急。我有剪子，拿著在火上燒一燒，把臍帶剪了，你就這樣辦。”
表班長就找到了剪子在火上燒燒，瞇著眼睛把孩子的臍帶剪了。剪完孩子的臍帶，他們想這樣下去也不行。王桂榮的愛人已經上了前線，沒有人精心照顧，有個三長兩短的可怎么辦？還是送到中央醫院。這時天已大亮，表班長和幾名男同志就把王桂榮母子送到了中央醫院。
醫生見到說：“孩子都生了下來，你們還抬來干什么？”
表班長說：“醫生，不行，不行的。王桂榮的愛人上了前線，沒有人照顧。你們還是收下，這樣會安全一些。”
面對表班長的請求，醫生還能說什么？留下就留下。于是，王桂榮就在中央醫院住了一個禮拜。家里的宏琪怎么辦？王桂榮把她交給一個叫劉春的女同志照顧著，劉春的愛人也上了前線。她就帶著宏琪，每天走五六里路來中央醫院看王桂榮娘倆。
這次生的又是個女兒，當時日本還沒有投降。但5月4日，蘇聯紅軍已經攻克柏林，希特勒已經被消滅了。為了慶祝世界反法西斯的勝利，當時在延安生孩子的媽媽，許多都給孩子起名叫勝利勝利的。這種名字叫得太多了，就是說重名的太多了，將來就不好區分了。王桂榮不想給孩子起中文勝利的名字，但勝利又是一種享受，就給孩子取勝利的英文發音叫做維克吧，于維克就成了王桂榮二女兒的名字。聽說王桂榮要把女兒送人，蔡暢和鄧穎超兩位大姐專門來到了楊家嶺，堅決反對王桂榮把孩子送人。她倆還現身說法，兩個人都是參加革命的老干部，為什么現在不能生育了，就是因為當時做地下工作時，環境太艱苦太險惡，懷上了孩子也不能要，因為拖累太大。那時，又不能公開去做人工流產，就得找到黑醫墜胎，結果把生殖機弄壞了，再想生孩子也不可能了。蔡暢和鄧穎超兩位大姐還對王桂榮講道理，咱們革命是為了什么？不就是為了全國人民和子孫后代的幸福嗎？我們把自己的子孫后代都不要了，都送人了，我們還為誰去謀幸福？孩子是革命的后代，我們一定要保留革命的后代。請相信，革命隊伍有能力撫養這些革命的后代。雖然兩位大姐苦口婆心地來做王桂榮的工作，王桂榮還是想把孩子送人了事。當時中央黨校當教員的一個干部叫張北華，原來是魯西六支隊的司令員，和王桂榮早就認識，而且關系處的非常好。他就要上前線了，臨走之前來看王桂榮。
王桂榮說：“北華，我得把孩子送人，孩子太纏人了，什么也干不了。”
張北華說：“桂榮同志，你可別把孩子送人，要是送了人，還不如現在就活活把她掐死。”
王桂榮說：“這是什么話，為什么？”
張北華說：“這個地方沒有孩子的女人，大都是因為自己患有花柳病或是患有梅毒病，生不了孩子。因為連年的戰爭，生活環境惡劣，衛生條件更談不上了，她們根本就不知道患有這種病。孩子一旦給了她們，若是吃了有病毒的奶水，就得活活的爛死掉。既然是這樣，你不如把她活活掐死，別讓孩子去受罪。”
王桂榮也不知道張北華說的是真是假，反正是嚇著了。王桂榮就把孩子抱到了張北華的面前，讓張北華看看。
王桂榮說：“掐死了可不行，一條活生生的人命，這是我的女兒于維克。”
張北華說：“別把于會川的孩子送人了，畢竟是你倆愛情的結晶。他要是知道了，會跟你沒完沒了的。你有什么困難，說出來我幫你解決。”
張北華就把窯洞里所有的衣服被褥都拆洗了，還不知道從哪兒弄來一大籮筐的布頭，讓王桂榮給孩子做衣服當尿布用。延安那時搞大生產運動，提倡“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南泥灣的三五九旅，整個都去開荒種地解決吃的穿的去了。王桂榮和戰友們種出來的西紅柿、苞米都是好大的個兒，看上去非常的稀罕人。但是特別的缺布，三年才能發一件棉襖，連補一件衣服都得討論討論，給你5寸，給她2寸，按補丁的大小發布，多一點都是不給的。因此，王桂榮非常感謝張北華，一大籮筐的布頭現在依然記憶猶新。其后，王桂榮帶著兩個孩子生活的也挺輕松，沒覺得費多大的勁兒。窯洞里不見陽光，王桂榮就把于維克放在一個柳條編的大筐里，放在過道曬曬太陽。過了一段時間，組織上讓王桂榮當文化教員，教那些沒有文化的家屬識字。王桂榮很認真，和這些家屬打著交道。
到了1946年春天，王桂榮的黨籍仍然沒有恢復。王桂榮覺得老這樣下去不行，就去找中央組織部，黃敬同志接待了王桂榮。黃敬同志在魯西行政公署任區黨委書記時，工作特別緊張勞累，竟然六天六夜沒有睡過一覺，因神經高度疲勞精神幾乎崩潰過，很長時間才醫治好了。兩個人見了面，聊起了那一年王桂榮到魯西去找黨組織的事兒。黃敬蹲在墻根下，一見面就叫出了王桂榮的名字?，F在可下子逮著黃敬了， 王桂榮可得問清楚，怎么就知道是王桂榮？
王桂榮說：“咱倆從來沒有見過面，一見面怎么就認識我，叫出王桂榮的名字？”
黃敬就告訴王桂榮說：“我當時就知道你在敵占區，也聽有的人說過。你的家庭生活優越，生完孩子不一定回來了。但是，我敢肯定你會回來的，因為我聽人講過你的性格，另外還有于會川同志牽著。后來，果然就接到你的信。我一看你的裝扮，就知道是你王桂榮了，這并不奇怪。”
王桂榮說：“我現在還不是一名黨員，不能進黨校學習，也沒有法子為組織更好的工作。”
黃敬說：“最快的辦法，不是搞清你的黨組織問題，而是你要重新入黨。你給中央組織部寫個報告，相信組織會酌情處理的。”
王桂榮就聽了黃敬的話，趕緊寫了報告，把來龍去脈向黨組織訴說一遍。中央組織部還是認為王桂榮在青島的那一段生活不清楚，沒有辦法恢復王桂榮的黨組織關系，只能是走重新入黨的一條路了。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了，王桂榮只好又重新申請入黨，結果在黨員討論發展新黨員的大會上，全體參加討論的黨員一致通過了。不久，中央組織部派一位姓夏的大姐來找王桂榮談話，王桂榮又成為了一名黨員。入黨后，黨組織讓王桂榮進中央黨校三部學習。到三部學習的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干部，王桂榮和陳昌浩（曾任紅四方軍政委、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老伴在一個支部。王桂榮經常和陳昌浩的老伴在一起談心得，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
早在日本投降前，我黨就開始派人到東北去工作，做日本投降后接收政權的準備。于會川是在盟軍攻克柏林前，受命于中共中央組織部，派遣到東北旅大（大連）擔任了中共旅大市的社會部長，對外稱謂是法院院長和公安局副局長?？箲饎倓偨Y束，東北需要大批的干部，組織上決定王桂榮到東北大連去工作，也是照顧王桂榮和丈夫于會川團聚。臨行的前一天，黃敬拎著一塊臘肉，同愛人范瑾過來看王桂榮。王桂榮當時就想，即將離開革命圣地延安了。黃敬夫妻二人來看，就此算是告別吧，沒等王桂榮先說話，黃敬就先說話了。
黃敬說：“桂榮啊，會川有信嗎？”
王桂榮說：“沒有哇。”
黃敬說：“誰讓你走的呀？”
王桂榮說：“還能有誰，中共中央組織部啊。”
黃敬“啊”了一聲說：“既然是中組部讓你走的，那你就走吧。能夠見到會川同志，給我們二位帶個好。”
后來回想起來，當時黃敬的話中有話，他可能聽到了一些什么，但不是很確切，就不好說出口。因為當時抗戰剛剛結束，延安忙著往大后方分配干部，各個單位都很忙亂。各種渠道傳來的消息，有的是道聽途說，不一定可靠。許多在東北工作的干部家屬要去東北，既然王桂榮的丈夫在東北工作，中央組織部當然要分配王桂榮去東北工作了，這沒有什么可說的。總之，那時去了好多人，后來大部分留在東北工作了。
王桂榮是1946年8月26日動身的，同行的一共有100多人，有干部也有家屬。出發前，組織上分配給王桂榮一匹騾子，騾背上放著兩個木架子，王桂榮就可以坐在中間了，兩個孩子一邊木架子上放一個，行李也是由騾子馱著的。組織上還派了一個1937年參加革命的三五九旅的老戰士王三九跟著，照顧王桂榮母子三人的生活。王三九同志是山西人，一個大字不識，在部隊當過炊事員。
這支隊伍很不好帶，好多家屬婦孺行動得緩慢。帶隊的隊長是個參加過長征的紅四方面軍的軍事干部，這個人沒有結過婚，腿上落了點殘疾，脾氣也是不怎么好，動不動就破口大罵。一些女同志讓他罵得受不了了，就向上面反映他的情況。隊伍到了山西興縣，隊長被反映的受不了，就提出來不想干了。既然不想干了，他就不想去東北了，想留在晉綏分局工作，他就推薦王桂榮當副隊長。經請示中央組織部同意，王桂榮就當上了這個副隊長，大小也算是個官了，王桂榮就極力地緩和大家和隊長之間的矛盾。因為王桂榮理解這些當媽媽們的辛苦，帶著孩子要走路，又要洗尿布，又要喂孩子，那是一件件多么麻煩的事??！每天都要集合出發，到一站還要換一次牲口。經常是要出發了，有的媽媽還沒有弄完瑣碎的事，氣得隊長就開口罵了起來。
王桂榮對隊長說：“你別急，也不要發火。當媽媽的帶著個孩子不容易，她們不是故意遲到，耐心的再等等。”
經王桂榮這么一說，他還就好點了，矛盾也就緩沖了。上了路，又會遇到很多的麻煩事兒，隊長又開始罵，好像不罵他就不會說話。王桂榮又得出面做工作，后來吐沫都要說干了，他還是罵。許是大家聽慣了，罵就罵吧，反正隊長沒有什么歹意，想想還都是好意。
一路走到山西過了汾河，閻錫山就開始反共了?，F在的汾河水干涸的一步就能邁過去，那時可不是這樣的。汾河的水好大好大，白天流淌著讓人看了都眼暈。好在是晚上行軍，只能聽見河水“嘩嘩”地流淌聲。隊伍一個大隊接著一個大隊過去，到了河中間，就聽見了機關槍的“突突”響聲。
王桂榮就喊：“大家不要慌，趕快過去子彈就追不上了。”
大家就“呼呼”地直跑，把河水都濺起了水花兒。一個三五九旅干部家屬，是放著小腳的，抱著孩子跑不動了，急得直叫誰過來幫幫忙呀？當時王桂榮的背上背著二女兒，王三九的背上背著王桂榮的大女兒，就是這樣，王桂榮還是上去幫她了，把她的孩子接了過來。王桂榮是前面抱著一個，后面背著一個，一口氣跑了一里多路遠，才聽不到機關槍的“突突”聲了。到了休息的地方，黑燈瞎火的。王桂榮到處喊著這是誰的孩子，這是誰的孩子？她才走了過來接過孩子，對王桂榮是千恩萬謝，謝得王桂榮都不好意思了。
1946年2月，這支去東北的隊伍走到山東魯北的會寧，停下來開始休整了。王桂榮就見到了區黨委書記張業和組織部長王促如。因為王桂榮是這支隊伍的副隊長要填表，王促如見到王桂榮填寫上了于會川的名字。
王促如說：“呀！你是會川同志的老伴??？”
王桂榮說：“是啊，沒錯。”
王促如說：“哎呀！我可不敢說準了。聽說會川同志好像是不在了，不過隔著渤海也不一定確定得了。我給你打個電報問問，反正現在你們也過不去了。”
當時已是到了冬天，海上結冰了。想到東北去需要到煙臺坐船去旅大，而煙臺的海面上也結了冰，得等到開春才能行船。王促如發出了電報，轉年到了1月份，那邊就回了電報，說于會川同志已于1946年5月就去世了。當王桂榮聽到了這個消息時，眼淚“嘩”的就流了下來。王桂榮看著夢生的二女兒于維克，嘴里念叨著繼川，繼川……于是，王桂榮就把自己的名字毅然決然地改成了王繼川，就是讓自己的孩子，一定要繼承于會川的遺志，將革命進行到底。那些日子，王桂榮的心里很亂，也很難受，王桂榮常常站在高高的山頂上，望著隔海相望的遼東半島，還是念叨著繼川，繼川……簡直就像得了魔怔一樣。經過一番的斗爭，王桂榮決定不走了。王桂榮是山東人，到東北是去找革命伴侶于會川的，既然于會川已經不在了，王桂榮還去那個地方干什么？那可是王桂榮最傷心的地方，還是不去了好。在山東，在王桂榮的家鄉，王桂榮照樣可以干工作，干革命，最后解放全中國，建設全中國。王桂榮把自己的想法一說出來，隊里的同志們是堅決不干。他們都說你是我們的副隊長，不能半途而廢，怎么的也得過了海吧，把我們送到東北。到了東北，你再離開這支隊伍，我們就心滿意足了。現在，你無論如何也不能走，你走了我們怎么辦？在同志們的再三挽留下，王桂榮決定繼續往前走，漂洋過海，去到愛人犧牲的地方干革命。
王桂榮在會寧住了幾個月。那期間，王桂榮看到當地有個女同志長得不錯，還是高小的文化程度，非常愿意參加革命隊伍。她是經常地來看王桂榮，王桂榮就把她介紹給了隊長。后來，這個女同志一路上跟著走走走，一直走到了旅大。兩個人在旅大結婚了，王桂榮還參加了他們的婚禮。后來，王桂榮回到青島去做地下工作，隊長還派人捎來夫妻二人的合影，以后就沒有什么聯系了。
王桂榮一直帶著這支隊伍來到了旅大，見到了于會川的直接領導，中共旅大市委書記韓光（建國后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主任）同志。韓光同志是特意來看王桂榮和孩子的，還把王桂榮帶到了大連市法院，法院里面掛著一張于會川的大照片。韓光同志向王桂榮講述了于會川同志來到旅大后，一直到逝世期間的戰斗情況。加上解放后一些和于會川共過事的同志來看王桂榮的回憶，王桂榮對于會川同志在東北戰斗的經過，就有了下面的了解——
于會川同志到大東北后，擔任了我黨在東北的第一任社會部部長，兼任大連市法院院長，公安總局副局長的職務，集情報、治安、肅反三項任務于一身。1945年日寇投降后，蘇軍駐守大連。我黨雖然建立了民主政權，但中共大連市委還沒有公開，大連所在的遼東半島，除旅大外都在國民黨的軍隊控制之下，可謂是形勢復雜，治安混亂。特別是日偽特務、國民黨、地方的反動勢力等反革命組織和反動分子活動的十分猖獗。社會部的主要任務是，打擊國民黨反動勢力和日偽特務，工作十分的繁重。王桂榮早就知道，于會川原來的身體就不怎么好，在魯西支隊和王桂榮結婚后，曾患過一次痢疾，由于治療條件有限，從此一直腸胃就是不好。在延安學習時，就一直吃著病號飯。到了旅大，身體有病但不能休息，還要經常地加班加點，甚至是徹夜不眠，身體狀況每日愈下。1946年春節期間，為了破獲以大漢奸隋云封為首的一伙國民黨特務分子和日偽殘余匪幫，糾集地痞流氓，秘密謀劃組織3000人的大暴動，陰謀顛覆剛剛建立起來的民主政府，殺害革命干部……企圖使全市陷入一片混亂。于會川強忍著疼痛，親自指揮戰斗。他分析敵情，查找線索，突擊審訊，晝夜不離開電話機，熬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終于大智大勇，抓獲了這個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將其繩之以法，其屬下也做鳥獸散了。在緊張的工作中，于會川因為勞累過度，終至大口吐血，送醫不治，于1946年5月2日逝世。于會川逝世后，中共旅大市委和蘇軍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公葬，并決定將地方法院前云南北路自大佛山麓至西崗公安分局之前段改為會川路（今北京路）。于會川去世后，社會部就取消了，只保留了下屬的情報部，部長由吳城（建國后任黑龍江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同志擔任。
在旅大期間，王桂榮暫住在情報部，并在那里工作。不久，接到中共東北局派王桂榮到老家青島敵占區去開展地下工作的命令。1947年1月，王桂榮帶著孩子動身離開了大連，這座王桂榮最傷心的城市，踏上了去青島的征程……
注：抗日女戰士王桂榮同志，今年已經是96高齡。建國后曾在國家公安部、吉林省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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