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不識一個的農民，卻種出唯有讀書高的家風來，這似乎不合情理。
我爺爺，生于生有孔圣人的山東，我父親，生于我爺爺帶領全家逃荒關東的野路上，我生于新中國誕生那年爺爺用籮筐挑著父親落了腳就沒挪窩的黑土小鎮。爺爺逃荒東北二十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識的菜農，但他帶到黑龍江的四個兒子，都從小讀書，且一個比一個讀的多。排行最小的父親，讀完本鎮的新學堂，又到縣城讀“國高”，再到外省省城讀軍校，四個兒子沒一個農民。新中國三伯是鎮政府文教助理，父親則是本鎮最高學府職業教師了。到了我們一大幫孫子輩，不管男女，起碼讀完初中再參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讀大專，畢業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我大哥工作沒出本縣，后來成了縣長，這在當時一個區區小鎮，可算大事了。而姥姥家，大我四五歲的我老姨，小學竟和我同班，沒畢業就輟學了。姥姥家的女孩沒有一個讀書的，男孩也沒一個讀到高中的。
同是不識一字的農民，因何種出兩種家風？從孔圣人老家逃荒到關外的爺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影響，加漫漫逃荒路途的見識，與黑土肥得流油文化土層卻較薄的坐地農戶，眼光定有不同。但畢竟爺爺也是農民，他想的唯有讀書高，不會是做官當老爺，而是讀書能出息人，過好日子。對正幫教師父親挖菜園累出一頭汗的我這學生，爺爺說，這孩子真懶，寫作業去！在他眼里，學生不刻苦讀書就是懶。見開著雜貨店卻坐那兒埋頭讀許多雜書的我大伯，他會說，你不能再這么懶，孩子沒媽，你得緊盯著他書念得咋樣！對當教師的我父親，一放暑假他便會問，柴火夠燒了嗎？父親就得帶上母親，讓屋后堆起夠燒一年的柴山。對家庭婦女的母親，爺爺會偶爾問，夜校還天天去吧？對剛上初中的我，爺爺開始常叫我睡前給他和奶奶念一會兒《水滸傳》《楊家將演繹》什么的，既是幫他解悶，又是督促我多讀書認字，長見識。我愛上文學寫作，就是從小受這影響。而爺爺的“讀書高”思想，還包含，能提高生活質量和做人質量。比如，年年被推舉為給社里看瓜果的“老瓜頭”，他對我能用所學知識幫他修理手電筒、收音機、理發推子這“三大件”看園武器，分外高興。因此爺爺有句話我至今烙印很深：“社里東西，不能往家拿！”這是我到瓜果園幫他修理“三大件”時聽到的。為防自己寂寞，也為防別人偷瓜果不方便，爺爺總好白天背著收音機，晚上拎了手電筒各處轉，頭發長了，收音機手電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傳我到瓜果園去俢，去理。我當然召之即來，卻不愿揮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點口福。對此爺爺極有分寸，摘個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讓我吃了，便打發我走，卻不讓我往兜里裝。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號，他會說，讓你吃點，是你幫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時也見爺爺往家帶過瓜果，那是每個社員都有份的。我也碰巧見過隊領導叫人捎來公社領導的條子，讓爺爺給縣上來的人摘些瓜果送去，這時爺爺絕不求我念那條子，而說他一個大字不識，誰的字條都不認得。記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間爺爺可能打盹兒，帶了幾個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爺爺發覺，偷果不成反被攆了好遠，以至跑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戰戰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財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頭的律條，當然這律條也死貼父親的心上了。父親說，雖然反右派時他沒全聽國家的話，被劃為“中右”，但公家的東西他從沒動過手。六二年挨餓很厲害，教書的父親帶我到很遠的山溝開小片荒，種點高糧，也從沒掰過半穗多次擦肩而過的社里苞米。只聽父親說曾拿過學校一箱書，那是偽滿洲國倒臺時，日本人跑了，父親在讀的“國高”圖書館被砸爛。他說，《萬有文庫》是書中精華，燒了可惜，才趁亂埋為己有。
我獨生兒子報考大學時，我已當過有文科文憑的軍隊作家了。我心知肚明，這是爺爺種下的家風使然：寫書比讀書更高。關于選哪門類讓兒子去讀，我和妻子一至同意，讀軍校文科。我知道爺爺曾同意父親讀軍校，但沒讀完也黃了，父親才回家鄉當教師的。自古有言，“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這不是無稽之談。妻子是中學教師，我是武人堆里的鼠輩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兒子培養成文武雙全的人。我說的武，不是指當將校，而是性格中軍人那種陽剛之氣。那時我是家族中唯一有過正式軍齡的人，知道軍隊文科大學最能培養這種氣質的文人，軍藝畢業的莫言就是例證。兒子如了我的愿，獲得軍校文科學士學位，又獲人大文學碩士學位，再獲北大文學博士學位，最后投身部隊，終成武人堆里能寫書的文人。這既隨了祖父種植的家風，也合乎中華民族大驕傲家庭的家國情懷。此時，故去多年的爺爺坐在老家舊屋前，背靠早早備下的紅漆棺材看著我，暖暖日光下的閃閃白發與喜洋洋的棺材，輝映給老人家一臉金紅的安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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