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沈陽，原籍營口。父親胡慶榮十幾歲只身闖蕩沈陽，當了一名勤雜工，后來到紅星制藥廠工作。雖然沒上幾天學，但他自學成才，以快板、數來寶等形式配合當時的政治宣傳且收獲頗豐。1953年，《沈陽日報》曾專門采訪報道過我父親的事跡。
我父親能取得如此成績，全憑日常觀察、記錄生活。我曾經讀過父親的日記，記的都是“某月某日，世宗探親回家”等日常瑣事。但它對我的人生產生了很大影響。從此，我也開始記日記了。
我的早期日記是從1956年9月開始的，那時我13歲，在沈陽市第二十二中學讀初一。我在當年9月21日的日記中寫到：“今天上課聽見一個消息，同學夏再山告訴我，他家生活困難所以不念書了。我聽他這樣說，心里很難過，差點哭出來……”同學感情躍然紙上。剛開始不是每天都記，后來上了沈陽第二師范學校，我才每天堅持寫記。
在第二師范讀書期間，我擔任校刊《園丁之路》主編，每天他都用心觀察、記錄、還原師生之間發生的故事。那時候，學校經常組織師生下鄉勞動，同學之間的嬉戲、賽歌，同學中當炊事員起早貪黑的辛苦，老師的關懷，還有參加市區詩歌活動如賽詩會、詩歌講座等內容，都成了我日記的題材。
我早年的日記本，幾乎每本日記的扉頁上都寫下這樣一句話自勉：“假使你對生活熱愛，就不該讓日記有一頁空白！”
1962年，從師范學校畢業的我應征入伍，成為一名解放軍戰士。當戰士期間，白天訓練，我就利用晚上時間讀書、寫日記。站崗結束，我偷偷地躲到洗漱間，讀書、看報、寫日記。不站崗時，我就悄悄地趴在被窩里打著手電堅持讀書、寫日記，把每天的經歷記錄下來。
量的積累產生了質的飛躍。一年下來，我發表在軍內外各類報紙上的詩歌、文章達40多篇。當時，首長給全團全年在報刊上發表100篇稿件的指標，我一個人就完成了一半。
1965年，我受邀到北京出席全國青年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受到了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并見到劉白羽、茅盾、老舍、周揚等文化界名人。特別是會議期間，能與自己敬仰的賀敬之、李瑛等詩壇前輩面對面地座談，使我更加堅定了努力的方向，找準了自己的定位——《北國兵歌》，從此在我的筆端唱響——日記是創作的素材，詩歌是日記的提煉與升華。
據統計，在我的日記中，光記錄部隊生活的內容達300多萬字。這些日記宛若一部軍旅史詩，記錄著我的成長，也記錄著中國軍隊的變革和前進。
我的日記依然如影隨形。我把寫日記當做是自己和自己心靈的對話，日記成了我生活的重要內容。在我看來：凡是經歷過的生活，沒變成文字就等于白活。
工作中，我接觸、采訪過很多作家、詩人，我把這些經歷寫進日記，為日后創作積累了大量素材。如：我把記錄與臧克家、賀敬之等44位著名詩人交往的日記素材進行提煉，寫成兩本《當代詩人剪影》，由春風文藝出版社結集出版。前些年，著名詩人柯巖逝世，沈陽日報編輯約請我寫一篇紀念文章。我接受任務后，翻開與柯巖交往的日記，其中的素材信手拈來，6000字的長文一氣呵成。這都是日記給我帶來的益處。
如今，退休后的我與日記緣分難舍。不論是參加會議，還是朋友聚會、外出旅游，我都要將相關內容記入日記，以備日后查詢。2015年3月1日至5月26日，我攜老伴參加了一次為期86天的環球旅游，途經三大洋、五大洲、18個國家和地區。途中即使再勞累，我每天也要以日記形式把沿途所見、所聞、所感記錄下來，發到自己的博客上，與朋友共享。
我根據1979年、1986年兩次重走長征路的日記總結、提煉、創作的長篇作品《重走紅軍長征路》、和長征詩集《雪葬》出版后在讀者和朋友中間產生了一定的反響。。
“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因日記獲益的我，不但在日記中每天記錄子女成長的經歷以及與子女交往的故事，而且還引導子女從小學習寫日記。
海泉12歲就開始寫日記。他在1987年2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早晨，我剛剛睜開蒙眬的睡眼，發現窗外鋪了一層白雪，這雪好大呀！近看，……遠看，……整個世界變成了玉石的世界。我真想大喊：我愛你，世界！我愛你，祖國！我愛你，生活！我愛你，家鄉！”
畢業后，海泉獨身一人闖蕩北京，開始了艱苦的北漂生活。其間，他一度與一名外來打工者同住一間鍋爐房，他在日記中描述：“晚上睡覺前，聞到了一股濃烈的一氧化碳味道，真的不知道自己這樣睡下去還能不能醒來？”
無論是順利還是挫折，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無論受人追捧還是被人批評，都讓日記這種文字記錄下經歷的這一切。這時候，經歷就變成了一筆財富。
日記記錄了海泉日常生活中的點滴，他通過日記記錄自己，總結自己，提升自己，特別是這種在日記中任意馳騁的思維，對他的音樂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
如今，我的309本手寫版日記已被沈陽市檔案館收藏。春風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記錄超過半個世紀生活和感受的《胡世宗日記》，共十七卷，972萬字，也由國家圖書館收藏。這些文字記錄的生活和思想更是收藏在我的內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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