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肯定不僅僅是哲學命題。文學對“欲望”的書寫也是浸透紙背，“欲望書寫”甚至成為一些作家的癖好，生生長成一片張牙舞爪的人性景觀。
本季度幾篇小說或充實欲望的內涵，或透過欲望本身及其背后的驅動，揭示現代人的精神危機。于是，也都加入到這個景觀中去。其中，牛健哲的《再轉彎》、郭金龍《別動我的打火機》將人的虛榮與物欲追求符號化，側面描摹整個時代的浮躁、虛華和拜金主義，揭示了執著于物欲失去自我而不自知的可怕生存狀態；張忠誠《煙灰缸》、張艷榮《安拉的選擇》中的金錢與罪惡、迷惘與沉淪，揭示了人在欲望的魔咒中不能自主、不能自拔，最終只能走向覆滅的深淵；李銘的筆記體小說《柳城人物》寫的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故事，行文中不見焦灼、喧囂與頹廢的氣息，以樸素清朗的“民族與精神”形成對“欲望書寫”的一種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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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健哲《再轉彎》講述了“我”的一段“艷遇”，所以是寫了兩個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小說中的女人林琪曾是“我”心目中的夢幻女孩，多年后的同學聚會二人相遇，林琪已有“大有來頭的丈夫”，可大概過得并不快樂，否則不會那般“懷舊”地與寒酸的“我”靠近，主動約喝咖啡。“我”顯然覺得這從天而降的“艷遇”有些別扭。當兩人深夜被困在大廈后，“我”的不解風情與“求助無門”使得林琪變得消沉。正當我在黑暗中無奈地等待天亮時，林琪老公一個電話，十幾分鐘后大廈為林琪重燃燈火，甚至還安排好了她連夜回家的車。分手的時候，林琪再次變回了“汪太太”，在吉普車上疲累地朝我揮揮手，而“我”則“朝遠去的車揮手，直到車開出一個街區”。文章探討了欲望和消費之間的關系，欲望的膨脹和消費的異化導致倫理的失衡，進而導致人的尷尬。小說成功塑造了一個金錢世界中被抽空精神、被欲望填滿的女性形象。作家筆下的林琪既非完美無缺也不是十惡不赦，她是這個時代的衍生品，可以在每個人身上找到影子。
“我”代表了眾多淹沒在都市中碌碌無為的“宅男”，他們或許才華橫溢，卻冷靜平淡地對待欲望。他們的生活穩定平實，與一切“高檔”不沾邊。對于“我”的寒酸，文章用了諸多細節描寫，比如“地鐵口也就在眼前了，我收住腳步，心算著我要乘坐的站數和相對應的階梯票價”， “這幾個月嗎？我在給一家出版社做圖書文字校對……幾個月之前呢？之前是……另一家出版社”。小說中隱藏著“我”對“欲望”的冷漠，形成了極端的“等待”，即采取一種不采取行動的行動。 “我”對待林琪的“主動”也是一種不采取行動的狀態，盡管擁有理智卻沒有本著思維的因果邏輯而做出決定，并將“等待”作為一種“策略”。“不做任何決定，盡管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但是這確是人們經常會不假思索做出的一個決定，不管最后結果被證明是令人滿意的，還是討厭、難堪。”
這篇小說雖為“艷遇”其意卻明顯不在“情欲”，作者希望揭開華美表象下潛藏著的遺憾，以反映都市中被過度膨脹的欲望所累的青年男女尷尬的生存狀態。小說結尾“我”找到了當年的讀書筆記，“開始了我最擅長的回味和想象”，準備留下一首新詩。這是否可以讓我們多少釋懷，認為“我”之前所表現的“厭倦感”只是源于我的“手足無措”，而非對生活缺乏欲望，隨著稍后即來的文思，“我”的欲望便流淌在一首首詩中。
郭金龍《別動我的打火機》諷刺了“我”的虛榮心和拜金主義，同時反映了現代消費社會所處的一種普遍狀態，即人的自我是自身以及自己所擁有的車子、房子、票子等一切附加的總和。美國經濟學家、社會批評家托爾斯坦·凡勃倫的“炫耀性消費”理論，探討了消費社會“物的力量”。他無奈地告訴我們，“我們認為我們是獨立于房子等物質的個體，但是任何物質之間的微妙關系使物質對人的影響遠遠超過人對物質的影響。人想要錢僅僅是因為想要錢本身，而不是錢所能夠買到的東西，因為金錢象征的社會意義已經超出了金錢本身。”
小說中“我”是個名副其實的窮人，但“我”有個身家過億性情豪爽的表弟，他能輕輕松松讓“我”擁有為數不多的富人擁有的愛物，比如一個美國“芝寶牌”打火機。這個打火機作為線索貫穿全文，既象征“我”的虛榮心，又隱喻“我”的自欺。打火機帶著魔咒控制著主人的“自我感知”。“自從我有了令人驕傲的打火機，同事看我的眼神和過去不一樣了……領導也對我客氣了，幾次飯局上，別人以為我是領導呢。”不過，事情也并非像我想的那樣。果在一次單位的飯局上問題來了，“我身邊的領導拿起打火機欣賞了一陣子，只見他把打火機放在右手的手掌心里，手掌不住的掂來掂去，然后，打火機在他的手掌上沒有規則的上下跳躍，……我心里有些不愿意，你那么大的領導，怎么那么沒深沉，喜歡這東西自己買一個，何苦拿人家的東西過癮？我心里厭煩，渾身都覺得不自在，但總不至于和領導翻臉。” 小說對“我”的虛榮和心理變化描寫細致入微，可謂行由心定，知行合一。
對于“我”而言，打火機是“富人”符號，我心知這“富”不屬于“我”，但只要打火機在手，“我”就有了一種做富人的錯覺，這也是“我”不讓別人碰打火機的心理動機。 “我”希望像表弟一樣獲得他人的尊重，這種欲望使“我”離“我的本質”越走越遠，陷入一種癲狂之中，引發了一系列因打火機惹的麻煩事，呈現出集體性的虛榮和浮躁。雖然小說的結尾 “我”丟掉了打火機，實現了“自我轉變”，而人與人之間本質關系的惡化卻是作品中一個固化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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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忠誠的《煙灰缸》則不客氣地讓欲望悲劇化了。貌似理性的有秩序的世界其實蘊藏著非理性的失控的危機，溫情的面紗被撩開，露出的是觸目驚心的罪惡與暴力。
城市景象與底層生活的落差是培育欲望的肥沃土壤。主人公施吉祥深知無法憑借自己的能力越過“等級的高墻”。一個不起眼的煙灰缸——被魯教授視為要帶進棺材的“無價之寶”很偶然地給了他幻想，激起了他對金錢的強烈渴望。有了錢，他可以購買高貴的穿著，可以出入豪華的場所，享受熱情的服務，得到別人的尊重，甚至遭遇愛情。魯教授的毫無戒心催化了他的欲望。當施吉祥試圖偷走煙灰缸時被魯教授發現了，魯教授平靜地講述了煙灰缸的來歷，煙灰缸就像他的妻子所以無價，而對于旁人它就是一塊石頭，因此希望施吉祥就此罷手。施吉祥聽說煙灰缸不值錢后動搖了，但隨即開始懷疑這是魯教授的伎倆。結尾一句“施吉祥迅捷地做出了一個擲鐵餅的動作”似一個開放式的結尾，因此留下很大的空白。作者將人性的灰暗角落放大，同時也放大了人性的搖擺不定。在人性的鏡像中終于照出我們不堪，人被欲望打敗，一步步走向覆滅的深淵。
張艷榮《安拉的選擇》基調是痛苦和壓抑。安拉是一個病重孩子的母親，還是另一個即將出世孩子的母親，職責幾乎窒息了她的生命。為了給孩子治病，她和丈夫想盡辦法，可僅存的希望竟是“放棄”。要想讓孩子有機會活下去，安拉就要偷偷摸摸把她送到嬰兒島，她雖不再是孩子的母親，而至少孩子能“逃個活命”，可安拉依舊無法擺脫心靈上深深的自責。母親最終也沒能把孩子送走，只聽到字里行間嘶吼一般的風聲、哭聲、心聲，去嬰兒島短短的路程變得寸步難行……醫院催要住院費的時候，金錢在此時是生的希望，不是欲望而是需求。小說中“疼痛——無力感”這一情緒是潛在的敘事線索，使我們看到苦難的力量如此強大，強大到隨時會超過人的承受極限。作者似乎也無法給安拉和孫成找到更好的出路，只好讓他們走向瘋癲，為這無望的圖景增添一些荒誕與虛無。小說的尾聲，安拉時而入夢，通過極度夸張借用“荒誕敘事”，將現實與非現實糅合在一起，寓嚴肅于荒誕，使作品更有張力。“安拉做了一個永不醒來的夢，夢做到最后，安拉做出了出乎意料的選擇。孫成和孩子壓根就沒在他的生命中出現……她兩手空空，心里空空，輕盈的像只蝴蝶，閃動著翅膀，飛出了黑暗。她夢見了初戀情人，那年她才十八歲，他也十八歲，他們手挽著手在田埂上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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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再轉彎》的欲望都市，穿過《煙灰缸》的罪惡之城，李銘的新筆記體小說《柳姑娘》《慢先生》讓我們看到了“希望”，他以一種“尋根”的姿態，繞開對欲望膨脹“扁平”的指責，著力于關注民族的精神和命運，為現代的危機尋求出路。
就形式而言，新筆記小說是古代筆記小說的現代延續，它不僅承繼了傳統，而且使傳統的小說樣式獲得了新的生命和光彩，因此兼有了傳統性和現代性的雙重特征。小說以抗日戰爭為背景，作者沒有哀呼歲月的艱苦，反倒抓住了柳姑娘的血性，慢先生的剛正，承繼了古代筆記小說的文學精神和藝術旨趣，體現出鮮明的傳統性特征，讓“欲望書寫”變得飽滿而有力，完成了最理想的詮釋。
作品雖非講述當下，但卻足以引發我們的反思。《重大人生啟示錄》中有這樣一段話：“這是極為特殊的歷史轉折期，物質文明發展到這一步注定了精神（信仰）的缺失，靈魂空虛、物欲橫流，人們的精神墮入虛無主義，只能沉浸在金錢物質欲望和肉體感官刺激中，有各種不安和痛苦。多少年輕人也失去了純真的理想和純美的愛情。這絕不僅是我們這個星球上的生命的悲劇，而是任何一種生命在文明發展進程中注定的悲哀。”
“欲望書寫”提出了對城市與鄉土、現代與傳統、歷史與倫理等價值范疇的觀照。 “欲望書寫”與“尋根話語”是解決現代精神危機的一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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