瀏覽中國詩歌史，瀏覽世界詩歌史，成就斐然的燦爛星空，一定是眾人的火焰，集體的花束，千檐的寶塔，萬仞的山峰。塔尖上最為璀璨的幾顆，持續時間久遠，或者永不熄滅。比如漢樂府時代，比如唐宋元時代；比如英國的浪漫派時代，比如法國的象征派時代；比如俄羅斯的黃金、白銀時代，比如美利堅的“垮掉”、“自白”時代……各領風騷，獨具風采，同鑄輝煌。詩人用心靈乃至生命染就的萬道霞光聳起一座座歷史豐碑。從特定意義來說，不同于小說、散文或音樂、繪畫等其他門類，詩歌展示的是獨特的藝術機制。
即使一個人創作成就優異突出，提起遼寧詩壇，仍然是一串串閃光的名字。翻閱他們的作品，有時不用掩卷，便可讀出堅硬，讀出鋒利，讀出熱烈，讀出冷靜；讀出土地的味道，讀出陽光的色彩，讀出生命的明暗，讀出人性的圓缺。詩人們與詩共舞，不僅象征、比擬、暗示、轉喻輕車熟路，得心應手，而且還融入了新媒體時代重構、挪用、復制、拼貼等技術手段，故此自新時期以來遼寧詩壇始終穩定在欣欣向榮的尚好局面，詩歌藝術自身獨特發展的氣象可見數斑。
尤其是大連詩群、丹東詩群、本溪詩群、鐵嶺詩群的“一發而不可收”，更把詩歌藝術的各自景觀演繹得精彩紛呈。顏梅玖“生活在別處”的“累累碩果”；李皓不斷拓深題材的“芝麻開花”；左岸于生活覺察人性本真的“抽絲剝繭”；寧明從包圍自己的事物汲取哲思的“每時每刻”；宮白云“眼觀六路”的“異軍突起”；姜慶乙、賈玉普、蔣振宇、侯明輝等新銳臥薪嘗膽的“噴薄而出”；姜春浩、大連點點、季士軍沉思之后的“重新燃燒”；微雨含煙竭力擺脫以往的“躍躍欲試”；趙明舒、啞地、夏雨的暫時“沉寂”也許是“磨刀不誤砍柴工”……詩歌把才華、學識、技藝聚集到了一起，而才華、學識、技藝又把詩歌聚集到一起。人與作品交映生輝，我們過目如數家珍。
柳沄的光芒無疑是遼寧詩界耀眼而不刺眼的一道。遺憾的是當下霧霾天數仍然很難減少，制約著詩歌光芒的行進速度。《作家》第十一期發表柳沄組詩《兩只瓷瓶》洋洋二十一首，應該是本年度帶有“高峰”品質的三組詩之一。另外兩組我以為即蘇淺的《恒河》（《詩歌風賞》夏之卷）、顏梅玖的《守口如瓶》（《人民文學》第七期）。柳沄的詩，以情緒自然、隱喻天成、結構完整、精神清澈使得自己的創作一直保持著較高的藝術水準，“獨立思考的私心和無時無刻不使用暗喻的思維方式”，“無時無刻不尋求”與現實、人性的“連接與關聯”（弗羅斯特語）。幾十年如一日，歷久而彌新。
《兩只瓷瓶》關于人兩面性的暗喻，讓詩擁有著樸素的力量；《生涯》關于人性輝煌遮蔽人性黑暗的洞見，讓詩擁有著靈魂深度的解析；《遠方》關于慕求、追索、理想的多重目標交匯，讓詩擁有著詞語發揮出最大能量的空間；《避雨》關于內心想象與客觀目標的事與愿違，讓詩歌鏡像人性失落的難以言狀成為活著的現實。柳沄的詩，詞語、句子的敘述走勢是順時針的，而意緒、思想卻不在一條線上行走呈波浪狀，并時常提供漂移、回旋、反串的多方位指向，但是情感的發展有條不紊，精神主旨多在結尾的點睛之筆中油然生成。柳沄詩的內外雙結構或三層意義的確定，無疑豎立了自己的美學坐標。
顏梅玖組詩《明月記》七首（《長江文藝》第十一期）和組詩《顏梅玖的詩》九首（《揚子江詩刊》第六期）依舊是提取現實生活的諸多“有用面”或“無用面”,點染成思，化境為智，放眼則詩化出現代人的情感閱歷與精神面向。顏梅玖的詩是感性抵達理性的時代標本，無論是人稱的“你”“我”“她”還是物化的“它”“它們”，都帶有詩人或者是生命群體的苦難指向，帶有時代熾熱心靈溫度的思想到位。顏梅玖細化人生、命運、女性世界的萬千蝶變，經常通過月光、雨水、麻雀、南瓜、消炎藥等客觀物象來開展暗示借代轉喻——細節的普遍性、藝術的飽和度、文化的占有量，都在直覺瞬間煥發的心靈現實中得到全力宣泄。
王雁組詩《把門打開》十二首（《鴨綠江》第十二期）字里行間所貫通的“安靜”不僅僅是一種氛圍、一種文字氣質，更是一種意境、一種詩人精神情操的寫照。“潮汐輕柔漫過沙灘”、“今夜月亮恬靜”、“枝上雪花滑落”、“夜的眼淚在清晨的陽光里”、“一枚杏子由青變紅”、“樹的影子在果香里沉睡” ……如此“安靜”的意象、句子，幾乎在每一首詩中漸次出現。在物欲橫流、個性膨脹的當下，詩歌書寫能以這般姿態確立自己的藝術品格，既是落差，也是反差，詩人創作一貫性的價值取向與審美堅持值得點贊。
同時，王雁的詩層次感分明透徹，情感的遞進化程度高，不求險境迷情，不求奇思妙想，只在平常的敘事口吻中完成個人對世界的觸摸與感知。詩人把外界的紛擾，把物質的誘惑，把內心的波瀾全部化作藝術的“玉帛”，化作情感的付出——安靜有序地表達自己的精神走勢。或者說，王雁的詩與一些語意不詳、概念混亂、情感毫無遞進關系、思想被碎片化隨風而去的所謂詩作構成了鮮明對比。職業有時候真的能幫助詩歌。這位放棄城鎮奢華而獻身海島文化建設的女教師，數十年來，像對待詩歌一樣對待學生，又像對待學生一樣對待詩歌，雙雙精心呵護的生命剪影，本身就是一首安靜的詩歌。
劉川組詩《粥飯居詩存》十五首（《鴨綠江》第十期）依舊是“習以為常”的“劉川體”，口語智慧思想氣場在形而下的寥寥表述中常常獲得形而上的萬千感慨，人與社會在當下與歷史的雙重意象解構中，時時爆裂出劣根性。詩人嬉笑怒罵，揶揄反諷，以“打是疼罵是愛”的親情指數，以知識分子“第二種忠誠”的良藥忠言，寫意中國，寫意靈魂。李皓《秋日還鄉》（外二首•《詩刊》十一月號上半月版），詩作讓落葉歸根的精神還鄉歷程充滿眷戀與疼痛，雨水旱情的土地與溫潤赤誠的語象一經接觸，赤子之心、游子之意即刻會涂滿詩作的每個詞組、每個句子。李皓的藝術工力在于，能從每片落葉體悟悲憫，能從每滴雨水感受恩典，能從每桿莊稼享受幸福……理想主義的情懷一經照耀現實，思想的反彈力度頃刻奪目而出。
李輕松組詩《鐵和花的這場游戲》（《詩潮》第十期）：鐵的存在令今天和昨天有了質感與分量，個人、家族、村莊、土地便在韌性和堅強中復活；王文軍《雪還在下》（外二首•《人民文學》第十二期）：人與自然的生命對比，鄉間樸實的日月精華，總是讓現代人的靈魂深處充滿自責與悔悟；高詠志組詩《凌亂》（《詩潮》第十期）：單一事物一旦相互關聯影響，勢必合成龐雜的精神生活，而從亂象厘清秩序，則需要詩人時刻閃爍的火眼金睛；賈玉普組詩《后十年》（《詩潮》第十期）：和顏悅色放大著生活細節，想象聯想舉一反三，再現出一種必然性的深刻魅力；左岸組詩《落日手記》（《星星》詩刊第十期）：身體自我燃燒釀造的人性美酒可心可口，春天是復蘇，重要的還有睡眠。
宋曉杰《一樹丁香》（外五首▪《江南詩》第五期）：縝密速捷的敘述語言，訴說人生命運的各程軌跡；寧明組詩《只有星星堪做知己》（《滿族文學》第六期）：精神與物質每每相遇，總能從零星的火花中，生發出一種種生命經驗；娜仁琪琪格的“組詩”（《揚子江詩刊》第五期）：水色山光感化人內心世界的宏大敘事，往往被定格在美妙瞬間；《李曉泉詩九首》（《江南詩》第六期）：鄉村記憶給予一己精神的多方維護，如影相隨；萬琦組詩《紙上的月光》（《詩潮》第十二期）：恰如象征主義畫派一樣利落干凈的詩句，把恬淡、清麗勻稱在生活的雙眸中，發出一聲聲柔美的生命呼喚；龐艷組詩《一杯紅酒的夜》（《鴨綠江》第十二期）：心事完全可以成為夜色的景致，為世界點亮一盞盞搖曳的燈火……
《詩潮》第十期刊發木樺組詩《眼底世界》、尤云組詩《美術課》，對筆者來說這是我省“新人”的作品，第一次讀到。如此“個人化”的創作視角幾乎是對我省固有的詩歌傳統的一次次顛覆，他們并不顧忌詩歌大多數的慣性方式，聚精會神，從狹小角度長驅直入，憑藉個人意象獲取的精神資源相當獨特。兩位“新人”的藝術感、洞悉力、表現術均有自己的追求，特別是對詩歌語言的掌控，分外“青勝于藍”，源自口語又在凈化口語，任性口語又在提升口語。說一點希望即是：在今后創作中，詩歌畢竟不是僅限于五六行、八九行一首的形式架構，寫出力作、寫出史詩，也許需要三五十行、百八十行，甚至上千行一首的大格局，詩的“小口徑”固然可貴，而現代詩的藝術視閾是廣袤而深刻的人與世界的各個領地，包括角落——熟悉的，必須要有新意；陌生的，必須要有共振。當然，這是所有詩人共勉的項目。
建構詩的藝術“自治區”，“他山”“拿來”的“橫向移植”必不可少，也許是我們融入世界文化體系的通道之一。可是，我們不能不憂心忡忡地看到一些詩人靠西方現代派詩歌的“臨時救助”而曇花一現的種種敗筆。旌旗獵獵，沒有歷史根基，沒有文化學養，沒有民族血脈，沒有生命介入，無論如何是高蹈不起來的。“橫空出世”的是昆侖山，不是詩人。雖然奧登有“詩歌是知識游戲”的著名論斷，而人們卻往往忽略他論斷的后半句——“卻是一場嚴肅、有序、意味深遠的游戲”。張棗、木心的詩創作獨樹一幟，在世界范圍內的漢語圈影響猶深，重要的也是他們對中國古典詩歌精神的記憶。吸取西方現代詩歌經驗并非一蹴而就，僅舉一例——
哈羅德•布羅姆在其名著《西方正典》中指出：“除莎士比亞之外，狄金森是但丁以來西方詩人中顯示了最多原創性的作家，在她魅力的頂峰前我們遇到了最杰出的心靈，這是四百年來西方詩人中絕無僅有的。”毋庸置疑，莎士比亞的詩歌和戲劇以豐富多彩的語言展現了人類心靈的萬有，而狄金森則通過樸素深切的語言，呈現了人類心靈斷續的卻是永恒的空白，用空白來完成對繁華世界的重新塑造，用空白來襯托人類情感需要填補的無限虛無，是“貧乏中的豐沛”（理查德•威爾伯語）。
然而，如卡米拉•帕格利亞所說：“狄金森被她自己的時代所遺忘，當她復活時卻被多愁善感化了。”事實上，“狄金森代表著最為慘烈的現代性受難的文化形象，一個被釘在日常生活十字架上的耶穌或普羅米修斯式的苦難大使”（徐淳剛語）。她在本國度、在西方都被誤讀，在我國不可能被讀得正確讀得經典。由于一些版本的誤譯誤解，忽略著狄金森詩作中智性的絕望與人性的迷狂，加之懂精通英語的還常犯錯，憑借幾個中譯本，讀者、詩人們便想獲其義或藝，談何容易？能取點皮毛，算是聰明的了。
建構詩的藝術“自治區”，處理好與生活、與書本的關系說到底還是要處理好與心靈的關系。煙走肺酒走肝詩走心，從心靈打撈出的句子，方能把生活與書本化作自己的精神血肉。當面對我省有的詩人心靈游離于詞語之外，或意象或思想或主旨成為堆砌之物時，我們眼里涌出的不是淚水，而是失望，是焦慮，是恨鐵不成鋼。德國詩人黑塞和阿根廷詩人博爾赫斯，兩者更是小說家，前者從個人經歷提取智慧，后者從圖書館里獲得靈感，由于二人寫詩的“心靈化”程度縱深而曠久，所以生活與書本并不構成平行關系，也非“花園里的交叉小徑”，而是延伸、拓寬了心靈之路。
還是喜歡泥土里生長的植物，盡管現在無土栽培技術時髦且普及得很，但是無論其如何枝繁葉茂，都難掩其干莖根系的歷史性蒼白。當韓東的“他們”平和唱出“回到詩歌本身”的音調之后，遠離或者杜絕意識形態、公共話語、集體記憶的創作，的確令讀者感受到了詩歌的新鮮面孔，可是像被快遞、搬家公司挪來移去的漢語詞匯有時候擔承的更多卻是物理效應。至今我都在對歐陽江河的“玻璃工廠”能否經得起后人的藝術推敲而心存疑惑。李瑛耄耋之年的一首《挽歌：哭小雨》天地為之動容，情感的力量，心靈的力量，細節的力量，血緣的力量，讓一些迷戀詞語游戲的詩人望塵莫及。詩，缺少藝術浸染，單靠技術、思想是難以發跡的，只有藝術的詩或詩的藝術才能穿越百年。
建構詩的藝術“自治區”，詩人保養的內心生活雖然不乏跌宕激越的高潮時間，但作品散發的魅力卻是寧靜、祥和的，這并非在削弱詩的力度、銳度，而是以滴水穿石的恒久，打動世界打動人心，“潤物細無聲”。大江健三郎在接受《巴黎評論》訪談時曾告訴采訪者，自己花很長時間研究葉芝，研究葉芝七十二歲高齡寫詩時的狀態，原因是被葉芝“我的誘惑是寧靜的”詩句感動過無數次。筆者不止一次推崇柳沄和蘇淺，就是感念他們的詩從骨子里流淌出的那份寧靜，語言的寧靜，節奏的寧靜，思想的寧靜，智慧的寧靜……而本年度六七家出版社的“詩歌年選”，卻很少見到他倆的身影。即使我不懷疑選家的公正態度，也懷疑選家的藝術眼光。當然，這與詩人的寧靜為人不無關系。
建構詩的藝術“自治區”，不需要區長，不需要安置辦，不需要居民委和行政助理，漢語言的所有文字、詞匯、句子簡直就像選票一樣在那里擱置擺放，任憑詩人的個體心靈之手自由選擇、民主選擇；選擇精當，選擇唯一，選擇與自己思想感情契合融洽程度百分百的，精神世界才能徜徉起真正的藝術“自治”的盛裝舞步。誠然，作為一頂高度概括、凝練、含蓄、暗示、張力十足的語言藝術王冠，主觀上更需要詩人的直覺，詩人的真誠，詩人的自信，詩人的技術，詩人的定力、境界、信仰、理想，有時候還需要一點點孤獨、憂郁和必要的狂妄……顧城說，“花朵已經遠去”……撒下一路芳香，因為它是春天的信物；詩歌無法離開，會在靈魂永駐，因為“詩歌屬于這個世界那更好的一半的一小部分”（弗羅斯特語），是生命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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