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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遼寧詩歌，也許與時代、與生活、與個人境遇的聯系稍顯緊密而少了一份前沿的探索品質，也許和傳統的光大發揚充沛而拘囿了想象的更大空間，也許是現代漢語詩的跋涉時間略短而羈絆著我們的發散性思維程序，也許某些文化品相的先天性缺失或流失總是使得我們難以走出平常平淡平庸的洼地……與一些詩歌明顯發達的省市相比，我們整齊陣容的平穩度明顯欠缺思想的鋒利性與調整的鏡像性。誠然，詩歌的全天候表現手段也很難飽滿地發揮出來。柳沄、蘇淺的精神之光和藝術氣息不可能普照與覆蓋每一個角落，詩人的個體差異性導致了詩歌本身的豐富性與習慣性。詩，有必要生活在逆向成長和順勢提高的兩片土地上。
拿什么完成你？我的漢語詩。秋風寫意，我們略談年景。顏梅玖心靈現實主義的創作，讓女性世界的生命跌宕平添了幾分廣博與深刻；林雪有關青春有關大地的記憶緬懷，令當下生存史綴滿鮮活細節；劉川在世相事態提煉出的悟性，使得人與社會的進步處處疊滿血痕疼痛；李輕松有意無意之間，將戲劇元素注入詩行誕生出新浪漫主義色彩；宋曉杰于季節于日常生活的裂帛，進而對人性廣譜進行時間考量；李見心攀爬詞語懸崖峭壁險情不斷，留下絕頂意象的凌空姿態；川美化內心波瀾于安詳語態的滯重與恬靜，創作陣腳端莊而從容；宮白云步步驚心的女性心象圖，把靈魂陌生變得可親可敬；王鳴久中年以后激情與理性燃起的雙重火焰，炙烤下的今昔不斷增添著分量；李皓介入現實的真誠，妥帖凝聚為一種敬畏一種崇高的精神向度；微雨含煙從生活一線撤離到詞語現場的實驗風格，標示出知性的執著痕跡；韓春燕臨近自然山水的親切忠誠，給當代浮躁生命感涂上
一層和顏悅色……柳沄、蘇淺自不必說，他們形成的不僅僅是語言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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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十八世紀英國文學紳士塞繆爾•約翰遜《饑渴的想象》一書，方曉得著名美國文化學者哈羅德•布魯姆為什么把他稱為“文學與人生的經驗性批評家”。約翰遜精致暗示人的心靈就像腸胃，大多處在蠕動不止、欲求不滿的狀態，而不會停滯“當前”，需要經常抑或是一刻不停地回溯“以往”和展望“未來”。這是因為“當前”稍縱即逝，指縫流沙一般，必須通過“以往”和“未來”來填補時間留給心靈的空洞。如此，藝術家的心靈越是“饑腸轆轆”，其想象能力怕是越加豐富。對于詩歌創作來說，約翰遜的比喻起碼有三層含義，一是積淀與想象的常態化書寫，二是現實維度的超難駕馭，三是“酒足飯飽”的安逸之時不宜作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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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淺組詩《恒河》（《詩歌風賞》第三卷）清洌澄明之旋律的確令讀者眼前一亮，這是久違的審美情緒體驗。無須說一條“恒河”卷起的“一生啊。它伸手抱住什么，什么就成為火焰”、“像魚那樣夢見天空是危險的”、“幸福要成為我/悲傷要成為我”、“夜晚有多么陡峭/人一離開/身后就是/無限的空白”、“沒有哪一種離開/需要一生對不起”、“再見才是/河水最深的部分”、“水在水中被給予/人在岸上走遠”、“風要一再吹過水面/令你的平靜/充滿瑕疵”等千堆睿智精辟的人生雪浪，無須說一條自然河流在古典韻致與現代聲浪的交融中蕩漾起的十四段時間記憶的風情苦難與靈魂喘息。“恒河”是一個人、一個村莊、一座城市、一片地域的今生來世，是整個世界的躁動與喧嘩，是無數人內心潮起潮落的波瀾影像。
蘇淺的“恒河”，于生命的華美篇章寫滿歷練滄桑，于人性的多義詞組寫滿理解同情，于時光的流水逝者寫滿沖突無奈。詩人把深摯、深刻、深奧，把哲思、哲理、哲學，通過非口語的方式呈現出來，抒情得體，抽象得義，個體與當下、古典遺傳與現代生態心神交匯，不趨俗，不庸淺，不尋常，與驕奢鋪張瑣碎的語言陳列涇渭分明，以冷靜、冷凝、冷敘述的主觀語態把客觀表述對象刻畫得魅力四射，詩人視角中的生命個體與群體便有了獨特感受的女性經驗。
我曾把蘇淺的詩歌語言同臺灣地區的蓉子、顏艾琳等女詩人的詩歌語言作過淺相比較，她們幾乎不約而同不謀而合，從中國古典詩詞的語脈中發展了一套自己的書面與日常用語雜糅的語言體系，很好承擔了漢語詩歌的當代性，并與世界的詩歌語句銜接并軌。蘇淺詩歌的語言有參差度，有次第感，溫和、柔軟、內斂、彈性、交錯、飽和，雖無平仄卻重節奏，情感語調舒緩有序，言在此意在彼，語在外義在內。詩歌對語言的要求是永遠是一貫性的，既善始，又善終，而不像一些口語詩那樣隨意擴張，放任自流，僅憑結尾處的意象噱頭或短暫升華來弱化詩歌美學的精煉與含蓄的純潔度。
于是，讀蘇淺另一組詩《而今夜月亮只有一個》（《詩潮》第八期），語言張力的徹底釋放，我們目迎目送風花雪月于字里行間的生動過程，披肝瀝膽。黃連、蘆花、大雪、星星、湖水、月光從心靈邁出的剎那所蘊含的人生經驗，在女性的溫柔中，體貼而又耐心，銳利而又恒久。第二人稱的貫穿到底，與詩人的自我情愫兩脈合攏相乘，像是朋友之間的推心置腹，各為各的患難之交。每首詩的思想、感情在每一行的分配精準得體，因為人腦才是情感與理智的最佳分配者。起句怎么說，結句怎么說，中間句式承上啟下的過渡又該怎么說？蘇淺的智慧就在于正確分配著每個階段詞語意象的情緒分擔量，比例不失調、比例恰當才是完整的藝術品。在遼寧，一首詩的語言結構與美學力量的和諧程度，也許蘇淺是做得更好的為數不多者之一。
蘇淺詩歌創作嚴謹而不放縱，她的影響力完全是在遼寧之外的全國直至包括港臺在內漢語范圍的大視野中。蘇淺的詩屬于一線資質，而自己的身影不在一線滯留，甚至謝絕一些諸多的一線活動，比如筆會，比如評獎,比如官方笑臉和市場喬裝的一系列誘惑。如此低調的歷程很容易遭受藝術成績的被低估。蘇淺就是蘇淺，泰然處之影響自己生命景觀的一切，就像她筆下的“恒河”，“河床”是自己的，風光是他人的，豐盈而自由、清澈而縱深，流向遠方，流向理想，流向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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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漢的《從早上到晚上》（《鴨綠江》第七期）《螞蟻是怎樣過冬的》（《詩潮》第七期）是兩組韻致特別的詩作。現實生活的諸多無用面，其實也占據著詩人的更多時間，每天如陽光空氣一樣逼近，無法拒絕，想躲閃想逃避想都別想。題材并不決定詩的表達優勢，能對日常進行纖小細微的洞察——發現與再造詩意情境才見詩人真功夫。特別是在一種貌似下意識或無意識完成過程還原生活還原細節的常態語感中，神似剝離并凸現生命與人性的秩序和方位，于無限循環且重復的人與事中確立出精神存在，讓世界清晰，讓生活豁然開朗,“將我們提升到日常之上，使我們得以專注而熱情地審視我們的世界”（扎加耶夫斯基語）。星漢的藝術直覺帶有天然性，敏銳而快捷。花盆里的草，是沉睡的人性陰暗面，潛伏于內心，一經條件適度，即會恣意生長；快步行走的人，有時雖能走成兩個、三個人，或者更多，其實和漫步行走沒什么不同，結局一樣，與世界的距離一樣；失眠的理由有很多，好像什么理由也沒有；樹葉在街上飄飛，突然感到有什么東西在逼近：是時間的無端凋敝？是輕浮的四處飄零？是靈魂的無家可歸？是生命的最后演出？星漢在生命的冷面認知中，不斷開拓著情感與人性的多種可能性。我們理解星漢個性特征的三方面：一是詩人把自己浪漫主義氣質節儉濃縮為日常普通場景，看似隨意，哲學語境的深刻卻在司空見慣若有若無中呈現；二是細節的選擇利用恰到好處如影相隨，星漢的細節融入方式像是詩歌整體肌膚上的一脈脈血管，于或白或黑或紅或藍的背景蜿蜒生動，直抵人的心靈深處。三是風花雪月是星漢的詩作不可或缺的有機構成，為情感為意義推波助瀾，成為思想的一部分。
顏梅玖組詩《守口如瓶》（《人民文學》第七期）解析出內心生活涵蓋的現實生命苦難走向，以及人或命運的不可知性和不確定性，試圖在自然界不時閃現的靜止與流逝的鏡頭中，給靈魂找到棲息之所，讓思想的落葉歸結到天人合一身心相攜的臨界狀態。其中的《野鴨》是今年“陳子昂詩歌獎”的獲獎作品，燎原評論說：《野鴨》“直入喧囂的物質化時代的空曠內部，以對于薄霧時分蒼茫感的刻骨認識，燭照出時代的生存本相”。暮色蒼茫中的蘆葦蕩作為詞語發生的現場，寂寥靜謐連天彌漫，一只野鴨莫名其妙拍翅遠遁，生命的突然性突然而至。詩人于荒涼蕭瑟時刻的精確捕捉，將畫面帶入浩淼深邃的遐想空間。這首詩“以引而不發的書寫控制，將當下詩歌中常見的激烈情緒，轉換為沉靜的藝術張力”，使得“詩歌在事物黝黯的內部發出光束”。這組詩中，與《野鴨》在意象結構和哲學立意有近似趨向的還有《松鼠》和《山谷》，詩人的創作生涯在特定時間表現出某種情感重心和思想重心，帶有主觀的必然性，是心路歷程，是精神朝向。可假若我是編者，還是會選輯詩人標新立異的作品，不在境界上重合。一組詩就像是一棵樹，每一首都是相對獨立的枝椏，旁逸斜出伸向各自的天空，放開去，角度舒展開闊；攏過來，又回到一條生命主干。顏梅玖詩歌創作發表的質量與數量，在我省詩人中都是名列前茅者，而且題材豐富，表達方式多樣，可供編者選擇的余地夠大。顏梅玖的詩，無疑是現實的人與社會沖突的一次次精神掙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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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皓組詩《遍地槐花》（《鴨綠江》第八期）所創立的現實畫面總是交織著歷史回聲，所以平凡事物也能煥發出厚重的生命情懷。無論是“清明致友人”的悲愴追溯，還是遠赴“東戴河”生日聚宴的浪漫濤聲；無論是“碧流河水庫看遍地槐花”的親情對比，還是“雪花落在笛子上”的時間感傷，人生的柔腸百結見諸筆端，常常是在生活現場揚起思想巨浪。李皓不止步于一時一地吟唱，心游萬仞，既從當下發掘，又從往事牽引；既從個體感悟，又從人性吻合。李皓的詩，常常是以一種道德的急迫感進入時下生態，不信青春喚不回，不信正義喚不回，不信良知喚不回，不信人性喚不回。樸素流暢的意象表達閃爍著熾熱的理想主義光焰。對于詩人來說，現實有許多芒刺，更多時不是以肉體疼痛來臨，而是以精神創傷的界面影響生命質量。李皓一方面用自己的詞語方式力拔芒刺，另一方面用自己的情感方式撫平傷口。而《群，或者圈子》呈現的熟悉的陌生和清晰的模糊的人性天地，以及《與白有關的一些零碎想法》（《詩選刊》第九期）單一色彩與客觀景致生命方式融會貫通的主觀議論，的確又讓我們置身于思想的新氣象，這是李皓詩歌意識更新進步的新收獲。
左岸組詩《錯過的大雨》（《詩選刊》第九期），把生命中的偶然或突然事件細節化，這是詩人的慣常表現。鳥、雨水、電話、果實等景物成為左岸的思想載體，分解著人性經緯在身體內部的不同脈絡，甚至在《一列火車在我面前突然停下》中將“魔幻”元素注入詩行，新穎而奇特，詩的多義性豁然而出。左岸的詩，放大生活的質感層面，是藝術的心理預期，相對性與絕對性調制掌控得合情入理，如張定浩所言，“我喜歡不徹底的事物”。對于詩創作來說，這一點尤其可貴。
翟營文的外二首《讓一只鸛雀繼續狹隘和偏執》（《詩刊》第九期），飛翔成為關鍵詞，鄉村的色澤讓清貧的翅膀長滿熱愛的羽毛。慣性是真實，也是內心節奏，更需要脫胎換骨的顛覆。在眷戀傳統與實施理想的陣痛中，詩人望斷鸛雀身影，如果落下片羽，一定是故鄉的挽留。詩歌的力度往往在于糾葛矛盾，生存的矛盾，人性的矛盾，自我的矛盾……而矛盾恰恰是我們獲取生命與世界完整性的重要途徑。
微雨含煙組詩《枝繁葉茂的秘密》（《延河》第八期），于瑣碎的物質生活河流中構建精神骨架，以支撐我們不被時間侵蝕或者吞噬的思想與信念。生活與詩歌一樣，都需要意外，意外的幸福，意外的感受……但意外終究替代不了個人秘密，秘密的潛流永遠是內心的姿態。詩人清醒的詞語亮相，組合成清癯的生活理想。微雨含煙的創作往復于生活的感性與書面的抽象之間，她想改變自己的動態藝術觀念和踐行，正是她區別于其他女詩人的一行行運行軌跡。
萬一波組詩《臺階》（《海燕》第八期），從過去的鄉土故園題材轉移視線，直面生存的精神困境，以現實物象來完成自己的哲學命題，生活中的事物便超越物質現象本身，而演化為思想發生的心靈基地。萬一波的“臺階”搭建得層次感利落而明晰，在破碎中領會消亡與復合，從陶壺里發現本色與結局。
雪茜長詩《烏蘭布統的七月》（《滿族文學》第四期），如馬頭琴一般的抒情旋律搖蕩心旌：“只有風，可以把丟失的羽毛/變成公主湖的落葉”、“沒有平平仄仄的嘶鳴/怎么叫做草原”、“在一株懷孕的風鈴草面前/我，說不出自己的孤寂”、“落日才是最大的閃電/將群山一點點劈成灰燼” ……陌生化的場景，經常會給詩人的思想帶來震撼，將眼前與以往自然形成對比，進而把內心感悟提升到新的層次。雪茜的詩，在纖細中展露粗獷，在粗獷中布局纖細，時而婉約，時而豪放，生命的張揚便有了復調氣質。草原，讓詩人心胸浩瀚無比，自我抒發方有寬廣坦蕩的背景。
東來長詩《九一八，上起你的刺刀來》（《民族文學》第九期）在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大背景下更顯其浩然正氣與民族骨氣，對于這段歷史，詩人有自己的思考，沉睡的華夏必遭外虜掠殺欺凌。創作這類題材的詩歌，警醒與仇恨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還是人類精神的有效弘揚，該如何從那段悲壯的史實中解脫出來，跳躍起來，化歷史干戈為現實玉帛，讓愛與良知、正義、懺悔在地球上通行無阻。保羅•策蘭有關二戰納粹題材的一系列詩作，的確值得我們借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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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作家貢布羅維奇在同詩人米沃什交換藝術觀點時，曾有過“反對詩歌”的命題，理由之一即詩歌過分的“甜蜜性”，就是說詩歌敘述的超量“糖分”。而詩人扎加耶夫斯基進一步指出，“讓我們從最簡單的例子——那些絕對簡單幼稚的詩歌說起，它們由某些地方業余作者、退休的郵政職員、厭倦于裝飾迷人的小屋的文雅女士寫作。不言而喻，這些詩歌贊美日出、初雪、五月的美麗、雛菊、松鼠和樺樹。……它們就像春天，每年三四月份就要在文化期刊上卷土重來。”
大師們列舉的僅是簡單例子，久遠、復雜點的例子也許并不多見。然而，卻是我們經常提醒自己的諫言。它們可以是我們的前期履歷，但堅決不是我們今后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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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多媒體及文化碎片甚囂塵上的消費時代，文學被簡略、被功能、被邊緣化，被淪為快餐不足為奇。應該說，網絡寫手、預言家、布道者、風水先生、投機商人更容易出現在當下，真正的詩人很難產生，很少產生，必須是鳳毛麟角。我們渴盼新詩人或年輕詩人出現就像希冀遼寧經濟在全國排尾能馬上站到全國排頭的焦灼心情一樣。詩人自寫作伊始就首先與實用主義理念背離，并在心頭刻上了理想主義血字。況且詩人的兩只翅膀同樣需要硬朗聰慧，一只是精神構成，為內心生活提供形式；一只是智性、認知功能，尋找自身真理，關注世界秩序。認真、嚴謹對待自己的詩作，即是珍惜、保重詩人的頭銜。
詩人們如種子一般珍貴的語言抒情個體，是從廣闊原野的無數收獲的五谷作物篩選而來，陽光下拋灑出去，放眼望，不僅僅是一道道美麗的弧線，更是一株株紅彤彤的高粱，一壟壟金燦燦的玉米，一片片黃橙橙的稻谷……當故鄉的麥田傳來豐收的謠曲，當城市的樓群穿過如水的朝暉，當孩子的笑臉寫滿明天的幸福，那一定是詩的最新動態。對文學而言，唯有詩，才會讓內心的生命哲學如泣如訴，與天地同輝映，與世人共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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