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文學的時代。這個時代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太深的印記。在文學發生革命性變化的時期，一九八四年一月《當代作家評論》在遼寧創刊。其時，我在福建編輯另一本評論雜志《當代文藝探索》。兩年以后，我從南方的福州到北方的沈陽，成為《當代作家評論》的編輯，在這個編輯部度過了我的青年、中年時期，又在退休后延聘至今。在某種意義上說，我最好的時光都是在雜志社度過的。盡管這么多年來有這樣那樣的艱辛和困難，但比起這本雜志的價值，這些都可以忽略不計。如果說這個編輯部也曾經有這樣那樣的故事，而我則把自己的所有都編輯在這本雜志的字里行間。我在一九八七年一月擔任雜志副主編，二〇〇一年擔任主編，協助其他主編或獨立主編雜志。在《當代作家評論》創刊三十年時，我想起為這本雜志作過貢獻的歷任主編思基、陳言、張松魁、曉凡和陳巨昌幾位先生，特別緬懷在晚年仍然關心雜志的陳言先生。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呵護這本雜志，在我和我前輩們是一以貫之的，雖然辦刊的思路并不完全一致。
從九十年代開始，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文學和文學的語境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這一變化首先是文學不再處于中心位置，也即所謂的邊緣化現象。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的消失甚至死亡，恰恰相反，文學一直以自身的方式生長，優秀的作品始終是一本批評雜志發展的基礎。在這樣的語境中，如何以新的辦刊方式應對新的文化秩序，確實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另一個變化是市場的興起和發展，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對任何一家雜志的影響都是不可低估的。我不能說自己沒有困惑和猶豫，特別是在受到一些人為的干擾時；但是，我覺得我和雜志的同仁方寸未亂。無論人事、語境等有了怎樣的變化，文學、文學批評以及以此為中心的批評雜志，其意義就在于超越現實的困擾，堅持文學的理想，嚴格批評的尺度，堅守敬畏文字的立場。這幾個方面把持住了，雜志就不會隨波逐流。可以說，正是在應對新的危機中，《當代作家評論》完成了歷史轉型，既傳承了曾經的特點，但更多地呈現了新的風貌，而我個人的辦刊風格也是在這個時期逐漸成熟。就像有許多人肯定我一樣，不可避免地有另外一些人不贊成我的辦刊風格，我覺得這都不重要。一份雜志不可能不留下主編的個人印記，重要的是它留下了幾代人觀察和思考中國當代文學的痕跡。
在這次座談會上，王堯兄建議我編輯一套《當代作家評論》三十年文選，以學術的方式紀念曾經的歲月。這是個非常好的建議。從2012年9月，我便著手這一工作，幾乎重讀了三十年的《當代作家評論》。現在呈現給讀者的這套文選有十種：《百年中國文學紀事》，收錄的論文側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包括文學史著作的撰寫等問題；《三十年三十部長篇》收錄了關于三十部長篇小說的文論，以及討論“茅盾文學獎”的文章；《小說家講壇》以小說家在蘇州大學的講演為主，還收錄了部分小說家的講演或文論；《詩人講壇》收錄了關于詩歌研究的論文，詩歌研究是本刊近幾年來重點編發的內容，試圖改變目前以小說研究為中心的狀況；《想象中國的方法》是關于作家、學者的談話錄，從中可以管窺作家、學者或批評家用寫作想象中國的方法；《講故事的人》是關于莫言研究的專輯，《當代作家評論》自創刊以來發表研究莫言的論文一百余篇，這本書收錄了小部分相關論文；《信仰是面不倒的旗》是研究賈平凹、張煒、張承志、韓少功、李銳、尤鳳偉、王安憶、鐵凝、范小青、阿城、劉恒、葉兆言、劉震云、王朔和史鐵生的合集；《先鋒的皈依》和前兩卷一樣，同樣是收錄了反映《當代作家評論》主要特征之一的作家論，涉及到的作家有閻連科、余華、格非、阿來、殘雪、林白、陳染、李洱、畢飛宇、孫甘露、北村、呂新、艾偉、勞馬、馬原、刁斗和王小波；重視遼寧和東北作家研究也是本刊的特色和使命，《新生活從這里開始》大致反映了當代遼寧作家的研究狀況；《華語文學印象》側重收錄了研究港澳臺作家及海外華人作家的論文。
所謂“掛一漏萬”的說辭同樣適合這套書。盡管有十卷的篇幅，但相對三十年《當代作家評論》發表的論文，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我以分類的方式來編選論文，難免疏漏掉一些無法歸類的論文。因此，這十本書雖然大致反映了《當代作家評論》三十年的面貌，但研究者不必受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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