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文學界普遍認為是莫言之后最有希望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之一。
他的長篇小說《受活》，被認為并不遜色于《百年孤獨》，將作為一部紀念碑式的作品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來。
他是閻連科，他的獨立精神被當代文壇所稱贊。
昨日，作為“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家獎”的評委，閻連科來到沈陽。記者通過與閻連科的對話，試圖梳理出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現狀、趨勢和問題的所在。
我認為文學沒有被邊緣化
華商晨報：遼寧作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重鎮，此次在沈陽舉行文學批評家獎頒獎及高峰論壇，對于當代文學有怎樣的意義？
閻連科：這種活動是推動中國當代文學進步的一股力量和契機。通過這個活動，我們可以梳理出當代文學有哪些進步和不足，讓每個寫作者和評論者以及讀者，對當代文學有一個更清醒的認識。所有的文學創作都是通過討論、通過寫作以及每個人的思考獲得進步的。像這樣的討論，作家批評家的共同思考，其實都是文學前進的一個橋梁。如果沒有這樣的活動，文學會走彎路，前進的會緩慢。
華商晨報：這次是為批評家頒獎，話題免不了要提到批評。有的作家認為，某些關于自己作品的評論，差不多與自己毫無關系。而文學批評作為獨立于文學創作的學科，究竟對文學創作有怎樣的推動作用？
閻連科：文學的真正組成有三支隊伍，作家、批評家和讀者，形成三足鼎力，讓文學成為永遠不倒的燈塔。如果沒有這三者，就沒有文學。缺少文學批評，文學在這個燈塔里是不穩定的。文學批評是一門獨立的學問，也是和文學互動的，在一定程度上不僅會推動文學的發展，而且會矯正文學的發展。
文學創作是“摸著石頭過河”的事業，每個寫作者都看不清自己是否走在正確的寫作道路上，就像曹雪芹寫出《紅樓夢》，在寫的時候他也不知道是否偉大。每部偉大的作品都會讓作家產生朦朧和模糊的狀態。當這些作品產生后，它的經典性需要批評家和很多讀者論證檢驗來推動，文學批評恰恰是起到這樣的作用。它在矯正文學也在推動文學，這樣的文學創作才會少走彎路、少處低谷。有文學批評的存在，才讓很多作家水落石出，很多作品才產生它應有的影響。比如在現代文學史上，夏志清讓我們清晰地了解到沈從文的寫作、張愛玲的寫作，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批評家，我們對他們的認識會緩慢得多。
華商晨報：文學是否被邊緣化的話題不斷被提起，您覺得是否存在邊緣化的問題？
閻連科：我認為文學沒有被邊緣化。這個時代是以經濟為中心的，全世界都是這樣，文學比起經濟要讓位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這30年，文學的種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說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中心是嚴肅文學，今天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說的網絡文學等類型文學都非常發達。純文學的讀者比起上世紀80年代是減少了，但純文學有那么多讀者也不是正常的現象。我們怎么可能讓坐在地鐵里的人，都要捧著《紅樓夢》、捧著魯迅的小說呢？這是不現實的。賈平凹、劉震云、余華，他們的小說都能賣到15萬～30萬冊。這個數字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都是很大的數字。
希望寫作者從西方寫作中退出來，建立中國自己的現代寫作
華商晨報：多年來您一直致力于純文學的創作，您覺得中國當代文學是否面臨其他的問題？
閻連科：最近在香港科技大學，劉再復先生一再重復他的論斷：今天的當代文學成就從總體上已經超過了我們的現代文學。不能說哪個作家就比魯迅偉大，這么說是不適當的，但從總體上超過了。他的這個論斷我們贊成或否定，可以不斷討論，但有一點，文學是向前發展的。我沒有能力把握中國文學存在哪些問題，我說的都是個人的帶有一定偏見的。我希望兩點：第一，中國當代文學更加直接地面對中國近30年的現實，希望能有作家和作品能正面回答30年這個現實，發生了什么事情和變化，并對此有個清晰的、明確的文學態度；第二，我希望很多寫作者從西方寫作中退出來，建立中國自己的現代性寫作。
華商晨報：您的言外之意，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受到了西方文學非常大的影響？
閻連科：這是誰都不能否定的，這個影響也成為我們寫作的束縛。我們必須從中解脫出來，建立自己的思想與藝術的現代性。當下中國作家對此已經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許我們這種現代性已經建立起來了，只是還沒有被認同，或許正在建立中，還沒有那么鮮明。當然，也許還根本沒有建立起來，這些都不是一個作家和一部作品所能論斷的。然而，建立卻必須要有清醒、清晰的認識和實踐。
華商晨報：如果中國的文學僅僅是參照西方現代小說的經驗，會給我們的文學帶來什么問題？
閻連科：我們要非常清晰地意識到一個問題，我們的文學汲取了西方的很多寫作經驗，但這并不是模仿，也并不是單純地汲取，還有很多偉大的傳統在文學中間。對此，每個作家對文學的判斷也是不一樣的。比如賈平凹的寫作，有那么深厚的傳統文學的影響，在這方面是不可否認的。一切的寫作，包括西方的經驗，都會成為我們文化的精髓。這些不要特別有意地去對立，排除了西方的經驗，可能也排除了中國的經驗。相信中國作家有能力把西方的經驗和精髓化成我們的經驗和精髓。
華商晨報：當下的網絡寫作和數字化的生存，這些客觀因素對文學創作產生了怎樣的沖擊？
閻連科：讀者是多元的，文學也是多元的。每一種寫作都有它的讀者，情況沒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嚴重。對于我個人來說，每天想的更多的是，致力于把屬于自己的寫作達到最高的境界，這是最應該考慮的。其他種類的寫作，對我不會構成怎樣的沖擊。我們的寫作，正在和其他種類的作品形成抗衡和平衡。這種抗衡和平衡，不能靠媒體，不能靠輿論，要靠文學本身。我們說電影，中國有這么大的電影市場，你真要拍出好的作品，我相信是有觀眾和市場的。而文學，也一樣是如此。
華商晨報：究竟什么樣的文學作品才是好作品？
閻連科：每個人對好作品的標準和理解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對于好作品的判斷，基本是對19世紀和20世紀好作品的判斷。今天的情況，我們看到20世紀具有探索意義的作品都是好的作品，但是19世紀的好作品，沒有塑造出鮮活的、入木三分的人物，那就不一定是好作品，這是分水嶺的標準。20世紀文學對人物的塑造沒那么強調，更重要的是你的小說給小說藝術提供了什么東西。但19世紀對人物的要求是那么高，那么嚴苛。我想，現在的情況，我們在討論好的作品時，都是在傳統文學理解的基礎上，有沒有新的好的更寬泛意義的好文學的標準。我沒有那么喜歡村上春樹的寫作，但不能排除可能過多少年，他的作品就是經典了。我們都知道卡夫卡的寫作，他在寫作時根本沒有想到自己的小說具有世界性的意義。恰恰是這些東西，在一定程度上寫出了好小說，并有了新的好小說的標準。對作家而言，對于好小說的認識，應當是基于在過去的基礎上，對未來有所判斷的。然而，未來是變化的。說實話，未來是誰都不太清楚的。
獨立精神是中國作家最應該面對的問題
華商晨報：寫出好作品，作家具有獨立精神是不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之一？
閻連科：這是中國作家最應該面對的問題。不能強求別人要像你閻連科一樣寫作，或閻連科要像別人一樣去寫作。我們寫作上有很多困境和疏忽。我們到了可以選擇寫什么樣的文學作品的時候了。要寫出什么樣的作品，看你的能力，也要看你有沒有能力選擇，有沒有勇氣去選擇。我想有的時候，你有非常好的感悟力，但缺少這樣的能力和勇氣。對作家不能這么大強度的去要求，能讓作家意識到今天是可以選擇的時候，也就是選擇的開始。最近幾年，關注現實的作家和作品越來越多，尤其是那些一線作家，都開始用文學作品關注中國現實，這本身是獨立人格的醒悟和開始。大家不要拔苗助長，每個作家都會醒悟，也都會選擇。作家的獨立精神會壯大起來的，這是一個可以期待的過程。
華商晨報：此次艾麗斯·芒羅獲諾貝爾文學獎，短篇小說的話題成為焦點。為什么中國短篇小說家屈指可數？
閻連科：今天那么多刊物，北京有十幾家，幾乎每個省都有文學刊物，支撐這些刊物的都是以短篇小說為主的文學作品。討論短篇小說可以，但是我不認為短篇小說家屈指可數。每個作家都有很多很好的短篇小說。中國每個作家的成長都離不開短篇寫作的階段。《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等大多選的也都是短篇。
華商晨報：諾貝爾文學獎是個老話題了，但每年到10月還是會被人議論，中國作家誰會得諾獎。您的被提及率是非常高的，您怎么看待這個世界性的文學大獎？
閻連科：要承認一個情況，各種獎項包括諾獎不是一部小說和一個作家好壞的鑒定書，它是提醒閱讀的推薦書，是相對準確的推薦書。我們剛說到，不是這個獎說誰好誰就好。當年諾獎沒有給托爾斯泰，但他仍然是偉大的，大家不要太在意這件事情。莫言獲獎了，可莫言不獲獎，他也一樣是中國最優秀的作家呀！
華商晨報：在這樣一個消費的時代，文學應該承擔起什么功能？
閻連科：不要給文學賦予那么多的功能。文學能承擔起凈化人類心靈的功能都很好很好了。不要有那么具體的、功利的要文學解決現實的問題。文學能解決房子問題嗎？能解決污染問題嗎？不是你的小說關注了環保，環境就好起來。文學不是這樣一個意義。大家不要給文學加那么多功能和責任，文學能對讀者心靈滋潤和氧化就足夠了。
文學對人的心靈的作用是無法低估的。我常說，一部偉大的作品通過閱讀可以改變心靈的顏色和溫暖的程度。文學是文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要傳承文化，靠藝術靠電影，但最重要的還是靠文學。文學是一切文化的基礎。我們說的電影、繪畫、民間藝術等，都是以文學為基礎的。沒有文學，將沒法理解其他藝術。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不要讓文學承擔那么多的責任，能讓文學更自由、更輕松，文學就會更優美。（楊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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