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時代的特征都會遇到如何命名的問題，小而言之，名正則言順，大而言之，恰切的命名，是一個時代物質與精神狀況的濃縮與概括。盡管一些命名受到質疑和有待證偽，但它的符號意義卻產生了作用和影響，比如全球化。看了許多關于“全球化”命名的闡釋和引伸，但世紀老人周有光先生的“一家之言”，給了我感悟什么是高屋建瓴的震撼：“全球化時代的世界觀，跟過去不同，主要是：過去從國家看世界，現在從世界看國家。過去的世界觀沒有看到整個世界，現在的世界觀看到了整個世界。在全球化時代，由于看到了整個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價。”
因為有了全球化的時空背景，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產生了“轉型期”的命名，在轉型期“萬類霜天競自由”的格局中，面對“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上海的批評家王曉明、陳思和、張汝倫、朱學勤等人，以《讀書》為平臺，發起了“人文精神大討論”，而作家張承志和張煒也用“以筆為旗”的吶喊和“融入野地”的跋涉，進行著對“危機”的反抗……轉型期的浪潮此起彼伏，在滿眼“多元化”的海灘上，“文學與批評”的足跡，時淺時深的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
當時光之箭指向21世紀后，當代中國人的個體和群體遭遇了更加“轟轟烈烈”的“巨變時代”。世事與世象的迅疾變幻，讓一部分人成了“娛樂年代”的被娛樂者，讓一部分人成了四顧茫然的無助與無力感的邊緣人，讓一部分人搖身一變成了“成功人士”。在貧與富的兩極的擴大之中，讓我們“真正可驚異的是，我們時代的價值觀竟然變得如此單一，大家說著做著的都是一個字：錢！錢！錢！”（周國平語）僅就文學領域而言，這個時代的縮影也滲透在文壇之中。沒有一個“島嶼”是遺世獨立的，我們因關聯而存在，我們被四面八方的“背景和結構”所制約。在網絡的便捷和商業利益的雙重驅動下，中國文學呈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以長篇小說為例，其速度是“每年出版都在千部以上”，但被讀者廣泛認同的作品卻屈指可數；以青春文學為例，郭敬明們的“幻城”吸引了眾多的眼球，但其“無根狀態”也令人堪憂；以網絡文學為例，數以千萬計的博客、微博，造就了“一切皆有可能”的“網絡寫手”，但其泡沫般的速生蘇滅也讓人嘆息。
鑒于中國當代文學這并不讓人樂觀的文學生態，作為一名偏居遼西朝陽的文學衷愛者，對于《遼寧日報》自2009年末開始推出的“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和“重估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活動，它不僅為我打開了佇望當代文壇的窗口，也讓我看見了一個巨變時代的“文壇論劍”的“刀光劍影”。在我看來，時至今日，《遼寧日報》歷時兩年的“重估”策劃，不僅僅是做出了對“1993——1995年全國人文精神大討論”的跨世紀的延續，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當代文學的文學批評”的“重估”，還使“人文精神的兩度追問”的“命題”，引起了廣泛的回響和關注。這樣的“重估”，為“中國人文精神的重建”，注入了“文學與批評”的“活水”。
在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重估”中，從雷達的《當下的文學批評并非真的多元》、郜元寶的《很多批評不是為學術只是想投機》，到南帆的《中國批評家為什么不敢大聲說“不”》、孫郁的《今天的批評缺乏生命的體溫》，從張光芒的《批評家比作家更遠離生活》、《批評家不應該為了名利而爭吵》，到肖鷹的《今天的批評界是欲望太多思想太少》、王彬彬的《胡亂吹捧最終傷害的是文學本身》……透過這些活躍在中國批判界的知名批評家的“判斷”，我發現，批評家對中國當下文學批評現狀的“不滿之聲”，構成了這次“重估”的“主基調”。我認為，這樣的群體性“不滿之聲”，可以看做是參與了這次“重估”的批評家們所收獲的“底線共識”，而這樣的“底線共識”，卻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由“重估”到“重建”的必經之路。因為，這樣的“底線共識”，它所表達的“并不是少數幾個批評家的事，它基本上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精神生活，或者說，是一個社會中所有的成員共同關心的東西。”（康德語）我認為，支撐“不滿之聲”的弦外之音，不是失望和冷嘲，而是對文學批評的希望與信心。可以說，這希望與信心所表明的是，中國批評家對“對崇高的事物所有的毫不動搖的信念”。進而言之，在一個“寰球同此涼熱”年代，這次所開展的“重估之旅”，也是“重建批評的尊嚴”的“信心之旅”，也是一次批評家、媒體、讀者，共同邁出的“高揚人文理想、弘揚人文精神”的“信念之旅”。
當然，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重估”，僅僅發出“不滿之聲”是不夠的，它需要站在更加廣闊的人文背景中來審視，沒有對整體性的把握，重建批評將成為“無根和無土壤”的短視行為。基于這樣的認識前提，《遼寧日報》在2011年5月9日的“重估”小結中，對重建批評的“內涵與外延”給出了整合后的判斷與定位：“文學批評的重建，是新世紀文學主題之一，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文化重建這個母題之下的話題。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語境下，一個更加開放的世界呈現在我們面前，在與世界的全面交融和對話面前，‘重建’成為一個迫切的任務。當然，在更大的時間向度里，文化重建是一個世界文化交融中自然淘洗的過程，但是，如果沒有知識群體的文化自覺，‘重建’就會成為一個不斷延宕的工作，而文學與文學批評仍然會長久處于失語。”如此看來，“重估”其實是一種擔當與憂思，這種擔當與憂思的原因是擔憂批評家的失語與缺席。因為，在批評家的身上，還肩負一個基本的責任——“要堅守人類恒定的價值標準”（丁帆語）。
體會與領悟遼報“重估”的小結的核心觀點，我們不難發現，在重建批評中“文化自覺”的重要性。據我所知，“文化自覺”，是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在晚年學術反思中提出的經典性人文命題。關于這一命題的重要意義，學者甚至大膽預言：“文化自覺”的思想，是“中國人文精神重建”的先聲。在費先生的視野中，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首先要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立自覺的位置，經過自主的適應，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與各種文化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可以相信，有了文化自覺的文學批評，不僅會拓寬重建批評的空間，還會為批評家找回言之有物、有的放矢的自信。
記得遼報在“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的初始階段，曾刊發過引起熱議的日本學者谷川毅的文章《我為什么說中國作家太封閉》，在我看來，較之中國作家的封閉而言，中國當代批評家的封閉狀況也是令人堪憂的。自20世紀90年代，當“思想淡出，學術登場”的表述被批評界認同后，躲進“大學”成一統的“穩定”，成了中國批評家的“棲身之地”。在大學功利化和學科量化考核的雙重壓力下，一大批“博導”、“碩導”批評家和他們的弟子，被擠進了更加單一的“學術”領地，走向“封閉”也就變得在所難免。
此外，在一個“知識爆炸”的年代，批評家們無可回避地面臨擴大視野、更新知識結構的問題，僅僅是人文學科領域，也考驗著批評家的“通識”能力。在一個“只有招架之功”的大背景下，批評家們的“還手之力”的局限性也是暴露無疑，因此，大量的“盲人摸象式”的文學批評的產生，變成了“剪不斷，理還亂”的不爭之實。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被“狹窄”的境遇，同樣考驗著批評家們的“突圍”能力。
德國批評家赫伯特·曼紐什說：“批評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不只是促進了理性的擴展，而是它的限制作用——限制和阻止錯誤的發生。”這是對批評的要求，也是對從事批評這項事業的人的要求。批評的重建，其實也是批評家群體的重建。如果說當代文學批評出現了危機，它最初的危機是來自批評家自身的人文精神的危機。如果說我們的批評事業存在著尊嚴與希望，那時因為批評家并沒有放棄對人文理想的追尋與信仰。批評家是“文化自覺”的守望與傳播者，也是一個社會的良知見證者。在這個群體中，它需要的是一群“智力穩定的人”，是一群“像海洋容納百川之水卻依然波平浪靜那樣，不受無盡的欲望之流干擾的人”，是一群有著像林語堂那樣——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心胸抱負的人，是一群像梁漱溟一樣能夠發出——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的真知灼見的人。
這是一個需要在“重估中重建”的巨變時代，這是一個“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的年代。這個時代并不缺乏自由的逍遙者，這個時代缺少的是責任承擔者；這個時代并不缺乏“弄潮兒”，這個時代更需要的是“燈塔看守人”。不可否認，重估“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得與失”，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人文工程”，但惟其艱巨而復雜，它的“沙里淘金”的過程，才會凝聚出閃光的“價值”。我相信，“重估”不會結束，重建已經開始；我們也有理由期待，期待一個“文化中國”崛起時代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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