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存在兩大問題：一是缺乏直覺性的體驗和感悟，顯得靈性不足，沒有個性，不能撫慰人的心靈；二是缺乏理論深度，顯得平庸，不能對于作者和讀者發揮思想啟迪和精神提升的作用。與這個問題相連帶的是中國本土的文藝理論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批評體系與套用西方批評方法的問題。如何認識與解決這些問題呢？我想追本溯源，回到一個世紀前中國近現代西學東漸時期，看看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開創者王國維和魯迅是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力圖從兩位大師的批評實踐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
一、 引入西學 促進中國傳統批評視界的轉變
王國維在發表于1904年的《<紅樓夢>評論》中引進西學理論，實現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向現代文學批評視界的轉變。他也因此被稱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他的批評視界的轉變主要體現在世界觀、文學觀和方法論方面。中國傳統的人生觀是樂天的，但是西方以叔本華為代表的現代人生觀是悲劇性的。叔本華認為人的本質是是欲望；人生的內涵是痛苦。王國維對于《紅樓夢》的解讀就引用了叔本華的人生觀，論述了《紅樓夢》的悲劇性，終結了傳統批評奠定在佛教意識上的“色”“空”觀念。在文學觀方面，顛覆了中國傳統的文學大團圓的結局，指出《紅樓夢》是一出悲劇，并從亞里士多德的悲劇理論出發，認為它屬于第三種類型的悲劇，即普通人的悲劇。從而肯定了悲劇的凈化作用。這篇論文從寫作方法上看，完全沖破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眉批、點評式的基本批評模式，而采用西方嚴謹的科學論文的寫作方法，采用演繹方法，以西方 的文學批評理論與美學理論作為大前提，在此基礎上，分析《紅樓夢》的人物與情節，經過嚴密的邏輯論證，最后得出自己對于《紅樓夢》分析的結論。盡管錢鐘書對于這篇文章有某些非議，但是我認為《<紅樓夢>評論》的價值主要在于他的開創性，它終結了古代文學批評的傳統視界，開啟了與現代世界接軌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理性時代。它所奠定的中國文學批評的新視界和新模式完全可以和西方接軌，為后來中國的學院派批評所繼承。這是中國文學批評走向世界，實現現代化的開端，奠定了和西方進行文學領域對話的基礎。
二、 借西方現代批評模式 執行中國現代文化批判
魯迅發表于1907年的《摩羅詩力說》采用法國圣佩韋的傳記研究法和對比研究法，一口氣介紹了近40位西方摩羅詩人，目的是借此引進西方的現代新思想、新觀念，開闊國人的文學視野和文化視野，引發國人對于中國傳統文學與文化的反思與批判，以及對于中國當下和未來命運的思考。魯迅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史的概括一言以蔽之：“蕭條之至”。找不到在大變革的時代國人最需要的振臂一呼，眾者從之的精神界之戰士。于是他轉而在西方尋求敢于犧牲自己，反抗黑暗，爭取自由與民主的摩羅詩人。在這種引進與對比研究中，樹立起一種新的美學價值標準：以“為愛而歌，為國而死者”的雄強陽剛之氣為美，徹底掃除了中國古代文學“溫文爾雅”、“靜穆悠遠”的傳統美學觀。
《摩羅詩力說》啟示我們，文學批評的目的不止是繁榮文學，在五四時期它更是進行文化批判的利器，與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連在一起。它在推進國家與民族現代化的大目標上，充分發揮文學批評的有效性。這種宏闊的批評目標的設定至今仍值得我們效仿。
至于談到當下我們采用西方批評方法來闡釋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是否是“套用”的問題，我認為，任何批評方法的采用，關鍵在是否能有效地對批評對象進行意義闡釋，若能，套用也無妨。因為批評的目的在于發現它的意義與價值，而對于真理的發現就在對于作品意義與價值的意義的連續不斷的闡釋之中，進而發現存在本身。這時批評的意義所在。文學批評的實踐表明，如果所用的西方現代批評方法能很好地切入文本，既能打開我們認識作品的一個新的面向，又能幫助我腦門對于作品的內涵有新的發現， “套用”又何妨？
套用西方現代批評方法，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創作本身所需要的。經過五四運動的作家作品，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從思想到藝術表現方法乃至文體、美學觀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的強烈影響，比如魯迅的進化論、郭沫若的泛神論、巴金的無政府主義、茅盾的馬克思主義，冰心愛的哲學，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哲學和宗教的影響，張愛玲、施蟄存的小說受到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的影響，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鄉土小說、浪漫主義小說、心理現實主義小說、現代派小說等，對于西方的文學表現手法也多有借鑒，面對扎樣的文本，我們如果關起門來只用傳統的文學批評理論顯然是行不通的。套用西方的文化與美學、批評方法進行批評已經是勢所必然。
然而套用又不是批評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應該是把古今中外各種批評方法爛熟于心，化為自己的血肉，運用自如，形成一家之見。但是這種批評境界不是靠我們拒絕西方現代批評方法來實現的，相反，需要我們在套用的基礎上不斷升華，不斷綜合古今中外的理論之后才能實現。像馬克思創造馬克思主義理論那樣，是吸收了費爾巴哈、黑格爾等古典主義理論之后的理論創新。
三、 吸納與質疑并存的文化立場
王國維與魯迅的文學批評既大膽地吸納西方的文化、文學以及批評方法，用于中國文化與文學的批評實踐，又善于辨別真偽，辧明是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比如王國對西方的救贖理論就提出了質疑。他說：倘若人類與萬物始源同一，那么在萬物沒有得到救贖之前，人類怎么可能單獨得到救贖呢、這個認識有智性；又如魯迅既贊美尼采的批判精神，但又對他的“欲自強，并頌強者” 提出質疑，而提出“欲自強，力抗強者”的主張。將“頌”改成“抗”，一字之差卻體現了西方人與東方弱小民族不同的文化立場。這兩位大師的批評實踐表明，作為東方弱小國家和民族的批評家來說，面對先進的西方文化，我們既不能拒絕，也不能全盤接受和照搬。而要根據我們的需要進行選擇，有所棄，有所取。
今天，我們討論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是否應該用自己的批評方法，而不要套用西方批評方法的時候，實質上涉及到如何看待五四前后西學東漸以來，給中國的現代化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應該肯定還是否定的問題。我的結論是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西方文化與西方文學的影響，它是一種催化劑。當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我們在學西方的過程中，不禁會感到步履蹣跚，甚至有時候會走彎路，這都在所難免，但是這并不能動搖我們在未來的道路上繼續改革開放的決心。我們只應該汲取以往的經驗，在這方面做得更好。也許套用還處于學西方的初級階段，但是它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要進入文學批評的最高境界——忘記所有的絕招、高招，功夫最高的境界，正是經歷了套用階段之后，不斷升華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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